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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失踪儿子毛毛在哪里?贺子珍说出真相

作者:匿名 时间:2019-10-06 12:55:26 人气:3 栏目:历史军事

【提要】毛毛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儿子,在长征途中出生,只能送给当地人抚养,建国后,贺子珍曾多次前往寻找,但都无法找到。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二个孩子。因为是个男孩,毛泽东把他与杨开慧的三个孩子并列,取名毛岸红。当时贺子珍正患疟疾,医生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喂奶,毛泽东便托人给找了个奶妈。

奶妈是江西人,她把小毛岸红叫毛毛。入乡随俗,毛泽东和贺子珍很快跟着奶妈称岸红为小毛毛了。毛泽东非常喜欢小毛毛,每次来医院都要从奶妈手里把小毛毛抱过来,又是亲,又是摸。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小毛毛已经两岁多了,呀呀学语,正讨人喜欢。

长征开始以后,毛泽东夫妇商定把孩子交给留下来坚持打游击的毛泽覃和贺怡。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小弟弟,贺怡则是贺子珍的妹妹,把孩子留给他们夫妇带着,自然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临行前,贺子珍从邻居那里要来些棉花,把自己的一件灰布军装剪开,就着灯光,一针一线地给儿子缝制了一件小棉袍……

瑞金和苏区落入敌人之手后,毛泽覃恐怕小毛毛会遭不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乡村一个警卫员的家里。不久,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小毛毛从此也下落不明了。

解放前夕,为完成毛泽覃的遗愿,也为了满足毛泽东、贺子珍对儿子的思念之情,贺怡曾四处寻找小毛毛。

毛泽东刚进北京不久,住在香山。一天,贺怡跑来对他说,在江西丢掉的毛岸红已经找到了。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还详细问了一些具体情况。贺怡仔细说了孩子一些特征后,毛泽东认定和他记忆中的均不相符。

后来,贺怡又专程赴江西吉安继续寻找,途中不幸遇难。

 

1953年,幽居上海的贺子珍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写了封信,说她曾生有一个男孩,长征出发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寄养在老表家里,现在思儿心切,希望帮助查找……

江西省优抚处干部王家珍带着组织上的重托,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朱盛、黄月英夫妇曾在1934年10月领养了红军的一个小男孩,取名朱道来。

那天,当王家珍看到朱道来照片时,不禁愣住了:“多么像年轻时的毛主席啊!”她很快向领导报告了此事。

不久,有关朱道来的材料和照片由中组部送到了贺子珍处。贺子珍看完材料后高兴地向中组部反映:“朱道来像是我的小毛毛。”她恳请组织上让朱道来和他的养母一道来上海,她想亲眼看看他们。

王家珍、黄月英带着朱道来到了上海。贺子珍仔细地端详着朱道来。顷刻间她止不住喜泪纵横,声音颤抖着说:“毛毛,你就是我的毛毛!”

为了防止出错,贺子珍带着朱道来去检查身体,结果,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一致。这更使贺子珍确信朱道来就是毛毛。

当黄月英把当年收到的一件小棉袍交给贺子珍时,贺子珍双手颤抖着接过,不禁又流下了两行热泪。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中组部打来电报,要朱道来、黄月英同去北京一趟。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一行3人作为中组部的客人,住进了中南海招待所。

 

其实,朱道来的照片早就通过周恩来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仔细辨认后虽没说什么肯定的意见,但也传下话来:“这孩子很像年轻时候的毛泽覃。”

几乎是毫无疑问了:朱道来便是当年毛泽东和贺子珍遗落在江西苏区的“小毛毛”。

就在这时,半路上突然杀出个“程咬金”。南京来了一个中年女干部,找到中组部,申明说:“朱道来是我的孩子,你们还给我……”

事情骤然间变得复杂起来了。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关于这一情况的报告后,果断地说:“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就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当时帅孟奇家里收养了一批烈士的遗孤和革命者的后代。

当黄月英辞行返乡时,中组部的干部代表组织感谢了她,并向她表示敬意。朱道来与养母分手时,哭成了泪人。

朱道来到北京不久,即被送往清华大学附中读书,后来上了清华大学,学的是工科,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在南京突然病故。

 

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如何评价毛主席?一席话令两岸三地震惊......

近日,马英九接待赴台访问的大陆企业家,说了下面一段话:

毛泽东代表的是民族的良心和民族的脊梁。从1963年之后,中国大陆已经具备了实际的能力攻击台湾,完全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拿下台湾。但是毛泽东没有这么做!也许会有人参透其中的真意,那就是不希望两岸人们打断共同的脊梁!民族的脊梁,正是毛泽东所承担的最重最为关键的一点。不论是在对美作战的抗美援朝,还是对前苏联的对苏自卫反击战,或者是对印度的反击战,无不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国家脊梁的良心和胆量。

老人家无愧于这个名称。可以说,但凡有一点民族良心的人,都会被毛泽东的气魄和胆识所感动,并且受到莫大的鼓舞!

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良心,还是要讲的,不能随便骂毛泽东。否定毛泽东的人,连敌人都看不起!XLW

 

历史潮流翻涌,大浪淘沙,而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怀念毛泽东,探其原由,并不是想回到过去、过穷日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一心一意为人民,清正廉洁,不怕邪,顶天立地,藐视纸老虎,让中国人腰杆挺得直!

现在,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地区”,对付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国。美国人很自信,也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美国利益至上,领导地位不能丢!中国周边一些国家也跟着躁动起来,狐假虎威,在南海争吃“唐僧肉”,很让人烦。美国厉害,不服不行。过去这些年,他先把苏联踢下超级大国的宝座,一家独霸,称雄天下。以后轰炸南斯拉夫,硬是把南联盟给整垮了。

接着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跟着又炸垮了卡扎菲……总之,美国要收拾谁就收拾谁,他有一大帮追随的党羽,联合国经常被他玩弄。现在又要在叙利亚下手,准备对伊朗开战,宣布重返亚太,你说老美牛不牛?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很为国家担心,出了许多对付的招儿,管不管用是一回事。反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交恶,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苏联是超级大国,连老美都畏惧三分;不论在国力上、武器装备上都强过中国多少倍。按说,一边是超级大国老美的包围圈,一边是苏联超级大国的大兵压境,中国危在旦夕,手脚都快无措了。然而,为了弹丸之地的珍宝岛,中国大炮响了,把苏军开进珍宝岛的重型坦克打沉江底……为什么?没别的,只为一个立世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泽东时代,中国对外一共打了三仗。先是朝鲜战争,那是双方的决战,全力以赴。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我就出兵;打到三八线,我就停止,这叫“有理有节”。

中印反击战,出动几个师,把对方赶过边境就收兵,将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全部送还,这叫“适可而止”。

珍宝岛之战,则纯属“点到为止”。

“自古知兵非好战”,毛泽东知兵不好战,三战都是为了“和”,且一战比一战小,却越战越智慧。特别是珍宝岛,放了几炮之后就不打了,然后“深挖洞,广积粮”, 摆出一副大打、久打的架势,再“小球转动地球”,改善中美关系,跳出美苏包围圈。

 

毛泽东的确是一高人,有着高超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时代造英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那是中国人的福气!今天的中国,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长大并强壮起来,而且不再孤立。与核大国俄罗斯有着诸多的共同诉求,可以联手共进退。与超级大国老美也不是单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几万亿美元放在那里,上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在手,美国人从早上爬起来到晚上上床,吃的用的有多少是中国产的?

从政治上讲: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改革家

毛泽东指挥一支长征后不到三万人的军队,转战南北,通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彻底打败了蒋介石领导的八百万军队。现在仍然是美军西点军校教科书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毛泽东军事理论的代表著作。

从军事上讲: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毛泽东一生坚持自己的理念:“为人民服务”。自古帝王为自己,顶多为了江山社稷。毛泽东却始终高举“为人民”的大旗,这是任何一个帝王所望尘莫及的。

从民心上讲:毛泽东是中国绝大多数低层民众的“大救星”

毛泽东一生廉洁。两袖清风,廉洁勤政。作为最高领导人能够艰苦朴素过一生,最奢侈的食物也就是一碗“红烧肉”。痛恨贪官污吏,亲自批出尚方宝剑,痛斩高级贪官张子善和刘青山。而且要求自己的子女和后代廉洁奉公。

从廉洁上讲:毛泽东是中国最廉洁的领袖人物

毛泽东一身正气。敢于对苏、美两霸说“不”!敢于捍卫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敢于勒紧裤带,顶住苏美“外科手术”式打击的威胁,搞出了“两弹一星”,让后人在毛泽东撑起的“核保护伞”下过太平日子。

 

从胆略上讲:毛泽东是中国最有骨气的领导人

毛泽东重视人民的疾苦。明确指示医院:“不能为金钱服务、不能为特权服务。必须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在缺衣少药的年代,坚持“送医送药下乡”;穷则思变的在农村创立了“赤脚医生”;咬牙坚持国家补贴搞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解决广大群众治病难的疾苦;真抓实干的在全国彻底消灭了性病、消灭了 麻风病、消灭了血吸虫病。

从医学上讲:毛泽东真是华佗在世的改革家

毛泽东重视教育。明确指示学校:“教育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在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义务教学”。在毛泽东时代,小学学费为1.5元/学期(还包括课本费)。大学全免学费,而且师范、石油、铁路、航空、邮电等大学还给大学生发工资。这样的免费教育体系在今天已经成为千古绝唱。

从教育上讲:毛泽东是比孔夫子更伟大的教育家

毛泽东重视国民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既有“帝国主义封锁”,也有“修正主义”压迫。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毛泽东坚持发展经济,亲自写下了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论十大关系》,把一穷二白的旧中国,一举改造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逐步走向繁荣的新中国。

毛泽东甚至对农民的种地也亲自提出了著名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方针。即使在文革期间,毛泽东都一再向全国发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 作、促战备”的最高指示重视发展经济。

从经济上讲:毛泽东是务实的经济学家

毛泽东历来重视民主和支持民主。早年参加了著名的“五四运动”等民主运动,在党内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相信群众、要依靠群众”的民主作风。在文学艺术领域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社会上坚持“让人说话,天不会垮;不让人说话,天迟早要垮”。坚持“大鸣、大 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民主作风。

 

从民主上讲: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民主运动的领导人

毛泽东重视外交战线和改革开放。对待苏联的无理要求,毛泽东敢于说不。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利用著名的“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合作的大门。创立了“第三 世界”的理论,成为第三世界崇拜的领袖,很多第三世界领导人来华访问因为毛泽东晚年健康原因没有获得毛泽东接见,走的时候还哭鼻子。

第三世界国家用轿子把 中国抬进了联合国,驱逐了台湾代表,恢复了中国安理会成员的资格,种下了一棵为子孙后代遮风档雨的外交大树。

从外交上讲:毛泽东是高明的外交家

毛泽东高度重视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的完整。毛泽东坚持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族自治”,同时有果敢的维护国家统一。面对西藏叛乱果断命令解放军进藏平叛;面对印度对中国的领土入侵,果断的开展了中印边境反击战;即使面对陈兵百万,拥有数万辆坦克,数千架飞机的苏联强大军事压力面前,就是一个小小的珍宝岛也 不轻易放弃。

毛泽东说:“宁肯再次上山打游击,也不放弃一寸土地”。他既明确发出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代最强音,也在晚年向蒋介石伸出了和平统 一的橄榄枝。

从民族利益上讲:毛泽东不愧为民族之魂

毛泽东博学多才。既是伟大的诗人(代表作有气势磅礴和文才飞扬的《沁圆春·雪》和《毛泽东诗词集》);又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代表作有《毛泽东选集》五卷和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还是一位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代表作有《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更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代表作有《矛盾论》和《实践论》等哲学著作)。

从才华上讲:毛泽东集“文学家、思想家、军事家、哲学家”为一身的多才领袖

毛泽东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毛泽东是一位伟人,但也是一位凡人。他也犯有缺点和错误。但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是当时历史环境和客观条件所 造成的。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封锁”,如果没有“修正主义压迫”,如果没有中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如果不担心“工农群众再吃二道苦”,如果没有“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干扰和破坏,毛泽东晚年就可能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所以,今天的人们要站在历史的角度,用辨证的观点,客观地和全面的看待和 评价毛泽东。几十年过去了,人民群众更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的伟大,更加怀念一代伟人。

 

从历史上讲:毛泽东的功绩无人能及

毛泽东南征北战创建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自己的祖国和他所热爱的人民;毛泽东一心想着“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毛泽东远比彼得大帝和华盛顿更伟大。X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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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湾网友总结了毛主席给中国大陆留下46个惊叹号,现转载如下:

1、一个用几年时间就结束了百年战乱的中国!

2、一个消除了军阀割据实现了大陆真正统一的中国!

3、一个没有民族衝突、族群矛盾、省籍矛盾的中国!

4、一个不再挨打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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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个没有一兵一卒外国驻军的中国!

6、一个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中国!

7、一个让美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取得战争胜利的中国!

8、一个让美国总统主动要求访问的中国!

9、一个使人均寿命只有35岁的“东亚病夫”,恢复健康到人均寿命65岁以上的中国!

10、一个把“一盘散沙”改变东方巨龙的中国!

11、一个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的中国!

12、一个实现了“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没有下岗、失业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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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一个在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封锁下,经济不仅没有崩溃,而且比世界所有国情相似,经济起点相近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国民得到的实惠最多的中国!

14、一个被国际组织评为廉洁指数在6以上,只有轻微腐败的中国!

15、一个被国际经济学家计算基尼系数在3以下,分配公平的中国!

16、一个不许一夫多妻、包办婚姻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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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一个消除了恶霸、地主、买办、资本家的中国!

18、一个没有再发生大规模蝗虫害的中国!

19、一个使三年二决口的世界第一害河–黄河从来没有再决口的中国!

20、一个从小学到大学都实行免费教育,没有因缺钱上不起学、大量拖欠教师工资的中国!

21、一个历朝历代都不能消除的匪患,在短短几年就使匪患绝迹的中国!

22、一个基本消除了黄、赌、毒、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低犯罪率的中国!

23、一个基本消除了性病、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等疾病的中国!

24、一个识字率从20%上升到70%左右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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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一个人口死亡率从1950年的1.8%降低到0.73%的中国!

26、一个人口出生率从3.7%降低到2%的中国!

27、一个在城市实行公费医疗,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少有没钱看不起病的中国!

28、一个完全靠自己制造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的中国!

29、一个出租车不装防护栏,住户不装防盗门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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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一个不担心货币贬值的中国!

31、一个不担心食品安全的中国!

32、一个不担心买到假冒伪劣商品的中国!

33、一个没有多少假文凭、假学历、假干部、假警察、假军人、假外商、假成果、假广告的中国!

34、一个不再是每次参加国际比赛都只能拿回一个大鸭蛋的中国!

35、一个不再是世界记录上没有中国人名字的中国!

36、一个水浇地占耕地面积从1952年的18.5%提高到1976年的45.3%的中国!

37、一个每亩使用化肥从1952年的0.2公斤增加到1976年的19.4公斤的中国!

38、一个每亩耕地用电量从1957年的0.1千瓦小时提高到1976年的13.7千瓦小时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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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一个原来不能大批量工业生产铝、磷肥、塑料、合成橡胶、电影胶片、汽车、拖拉机、飞机、机车、大型轮船、电视机、计算机、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洗衣机、电冰箱、手表、化学纤维、合成洗涤剂,大型、精密机床,大型发电机…..以后全部能够自行大批量工业生产的中国!

40、一个1949-1976年产量增长:钢129倍、煤15倍、发电量47倍、石油726倍、化肥874倍、水泥71倍、粮食2.5倍、棉花4.6倍、油料1.5倍、肉类2.3倍(与1952年比较)的中国!

41、一个1949-1976年通车、通航里程增长:铁路2.2倍、公路10.2倍、水运1.9倍、航空8.6倍(与1950年比)的中国!

42、一个1952-1976年消费品购买力增长4倍,居民零售额7.7倍的中国!

43、一个1950-1976年平均每年零售物价增长只有1.1%,因此不担心物价上涨的中国!

44、一个1949-1976年增长:在校学生8.4倍、高等学校5.3倍的中国!

45、一个1949-1976年增长:卫生机构床位21倍、卫生技术人员数4倍(与1950年比)的中国!

46、一个1949-1976年增长:摄制故事片7.7倍,翻译片8.7倍、电影观众492倍的中国!

 

毛泽东军事成就有多高?

20世纪是19世纪世界大抢劫时代孕育起来的各大帝国全面火并,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军事战国时代;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政治体系及多种思想体系激烈对撞的时代。在这种立体性的民族命运搏杀中,中国是所有大国中劣势最明显、态势最恶劣的,数度处于亡国灭种的威胁之下。幸运的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军队力挽狂澜,历史于是也出乎意料地转向了。

毛泽东是当世公认的世界伟人。在决定世界命运的20世纪,出现了人类世界空前的恶魔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同时也相应涌现了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和毛泽东等风云人物。毛泽东领导下的政治集团实力最弱,但影响世界最长时间的是毛泽东。令人信服的是,毛泽东是按照西方的铁血规则,主要是硬碰硬的军事对决方式赢得成功的。他的军事业绩耸起了世界军事史上无与伦比的高峰。

英国将军奥特曼所说:“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全套钥匙的人”。西方有凯撒、汉尼拔和亚历山大及拿破仑等四大历史名将,排名第一的拿破仑一生组织指挥了大约60个战役和重要战斗,最后被俘困死荒岛。

而毛泽东一生组织指挥了240多次战役和重点战斗,羸得了历次战略性战役及整个战争的胜利,打败了国内外的一切对手。毛泽东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文献,无论战绩和军事理论都远远超过西方四大名将之和。

 

毛泽东是当代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第一英雄。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关于中国的历史几乎都是黑色的,只是从毛泽东和他率领的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中国历史才有了亮色和后来的波澜壮阔。晚清时期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民国时期有辛亥革命和无数的战争,各领风骚的人物多如牛毛,但是,能够提出一种完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体系,并用之于实践摧毁并取代旧制度,给中国带来彻底解放的只有毛泽东。

超越中国近代史来看,毛泽东个人的文治武功也足以彪炳千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推翻三座大山彻底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一百多年欺凌中国的乱局。开创了没有吸毒、性病、赌博、黑帮、腐败等丑恶现象,各族人民亲如兄弟、昂扬向上、路不拾遗的新时代。毛泽东被誉为“把沙子拧成绳子的人”,在建立、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他那一代共产党人,以一种崭新的文化塑造出焕然一新的中华民族。

毛泽东不仅是军事家,还是政治家、哲学家、书法家和诗人;他不仅是一个人,一种思想,一种精神,更代表着一个时代。台湾著名学者戚嘉林(台湾佛光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学博士、著名历史学家)对此有过非常精彩的总结:“列强之所以能横行天下,是因为他们‘先进入’近代,亦即先行完成内部政争与政治体制的整合,及有能力以近代科技生产先进军事装备。前者使西方列强可藉自由、民主、自决、人权等亮丽口号,在意识型态上颠覆后进国家,后者使列强恃凭先进武器干预、讹诈、裂解或侵略后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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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于1949年完成统一,并于今日成为‘后进入’近代的崛起大国。回首当时统一之际,除社会经济极度落后,还须面对列强的围堵与遏制,外加走过弯路,受到重创。在这样困顿的情势下,仍能复兴崛起,甚至开汉、唐未有的盛世,成为世界近代史上民族复兴的典范,绝非侥幸,那是中国人一步一脚印艰苦拚搏奋斗的成就。那段民族拚搏的峥嵘岁月,是我们民族引以为傲的壮丽史诗。”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当时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有一个时代终结的感觉,时任德国总理施密斯说:毛泽东主席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之一,是给中国人民指出走向新的未来道路的人。他的逝世标志着人类的一盏思想明灯熄灭了。时任巴基斯坦总理娜齐亚·布托说: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时任瑞典首相帕尔梅说:毛泽东的作用不仅限于中国。他关于改造我们生存条件的人的意志力量的思想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影响。

由于文革中错伤了很多人,社会上存在着一些对于毛泽东的负面情绪,国内外攻击毛泽东的人,都以文革为由,进而以偏概全否定毛泽东全部,以获得同情降低舆论阻力。但这种手法,立即就被德高望重、襟怀坦荡的一批老干部识破了,在文革中受了很大委屈的如彭真和黄克诚都认为,文革中的错误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而且毛泽东在文革中的错误和他一生的功绩比起来瑕不掩瑜。

 

邓小平同志也说不能全面否定文革十年中的工作,“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邓小平认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文革不是毛泽东历史的全部,而即使在文革前后,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仍然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作的巨大成就。这对于美苏夹击下的中国国防、经济都是奠基性的。这是五百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追上世界新军事革命,两极世界从此变为三极世界,中国一举彻底改变百多年来积贫积弱的局面而昂首世界。

毛泽东领导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不到三十年,就基本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称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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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当今世界强国的政体结构和民族思维特征,无一不是同时拥有世俗领袖和精神领袖,而其精神领袖主要由其历史上伟大的领导人担当。英国是维多利亚女王,法国以拿破仑为自豪,美国以华盛顿为骄傲,俄罗斯刚成立就把力主扩张彼得大帝抬出来。世俗领导人可以如走马灯一样指引阶段性的行程,但精神领袖如一盏永不熄灭的心灵明灯,凝聚着一个民族的热量,召唤着一个民族的集体向往,照耀着、滋养着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命运。

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也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以文治武功论,毛泽东当然可以当之无愧地走入这些历史伟人之列,而如果论及思想和精神领域的成就,则毛泽东可以称为千古一人。毛泽东的哲学著作融汇了东西方的智慧;毛泽东主张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包含了世界三大宗教的核心宗旨和当代世界一切政治理论的最高境界;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对于人类精神文明的巨大贡献。

毛泽东以自己的言行诠释了信仰的作用,以无可辩驳的成就激活了精神的力量。美国作家协会主席索尔兹伯里采访长征后这样写道:“阅读长征的故事使我感到,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而长征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军队和新中国灵魂的真实写照。新中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切胜利,都可以在信仰和精神这里找到源头,未来中国和中华民族发展和强盛的密钥,也深藏在这里。毛泽东事实上已经是当代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图腾。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物质生活并不富裕,但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感召力,各民族亲如兄弟,“军民团结如一人”“敢叫日月换新天”。

 

没有精神信仰和坚强意志的民族,再富裕也不过是肥硕的羊群牛群和猛兽的食物。中国历朝历代的灾难并不是由于贫穷导致的,而是失去信仰,没有斗志,在腐败堕落中停滞、落后带来的。

毛泽东时期的新中国取得的巨大的科技、工业、军事成就,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遗产是今天改革开放的基础和未来发展的保障,再多的楼群再高的GDP数字都遮挡不住先辈的贡献。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对于努力实现中国梦的中国人,毛泽东有着巨大的精神价值。

时势造英雄: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代,正是世界列强蚕食鲸吞,中华民族一盘散沙,国家分崩离析,亡国灭种危在旦夕的时期。在晚清旧制度框架上仓促搭起来的国民政府草台班子,自身机制不全,腐败无能软弱无力。无论其从西方直接拿来的宪政框架还是军阀分治的实际军政体系,都不足以唤起民众完成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任务。

时势造英雄,中国共产党作为民间力量,除了凭借自身的政治主张动员民众之外,还需要一位德才兼备文武双全,具有巨大人格魅力和思想深邃的领袖指引道路,“团结”大多数,重整河山。经过血与火的惨烈汰选,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袖和核心地位,终于在遵义会议后得以确立。在从失败走向胜利和“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事实面前,同时期党内外众多优秀人物不自觉地停止了思考,而心悦诚服地拥戴毛泽东为党和军队的领袖。

后人在批评毛泽东时指责其“搞个人崇拜”,其实,个人崇拜并非是毛泽东个人刻意为之,如果没有过人的才能和人格魅力,没有过硬的成就,想搞也搞不起来——蒋介石通过拜把子的方式也想让别人崇拜自己,结果在一败再败的事实面前个人形象还是碎了一地。彭真同志说:“对个人崇拜,也要历史地看。讲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就不能把账都算在毛主席头上,我们这些人都有责任。

 

扪心自问,我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 “在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关头,毛主席的意见开头多数人不赞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还是他正确,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远。这样一来,对他的个人崇拜就逐渐形成了,我也不例外”。“毛主席的一生是伟大的,他在我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样大的一个政党,没有一面旗帜不行”。

失去毛泽东中华民族将百年孤独

必须坚决制止丑化毛泽东的现象,凝聚正能量,开启新征程。事实证明,世界和中国可以没有毛泽东这个人,但不能没有毛泽东思想和精神。21世纪,大国博弈在以新的样式激烈进行着。美国在打败了德国、日本和苏联等帝国挑战者之后,正以全球帝王的威势,展开对世界的军事、经济、文化等全面征服。此时的世界需要毛泽东的反帝方略和胆略。

在对中东地区的军事打击和“民主改造”接近尾声之际,美国公开宣布以中国为重点的战略东移,制定对华空海一体战,政治高压、军事威慑的同时,还利用其网络技术优势、经济优势,对中国进行紧锣密鼓的文化进攻,21世纪的中国面临的危局并不比20世纪更轻松。作为战略大师毛泽东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此仍然有着并不过时的意义,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打开许多现实问题的钥匙。因此,美国有人说,我们不怕中国现代化,就怕中国毛泽东化。

一棵大树不管如何枝繁叶茂,都离不开树干的支撑和树根的滋养。作为全党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当代中国党和国家理论之树的主干和根系。作为现实世界的政治领袖,毛泽东为后世留下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教训;作为精神层面的领袖,毛泽东对于今天的中国,影响和作用巨大。

 

中国的改革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理论建设与精神建设的重要性一点都不比物质建设的重要性低。改革开放虽然从经济领域开始,但终点应该是包含有政治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军事创新的全新的社会形态,而绝不只是一个经济指标。抽掉了毛泽东,回顾20世纪的历史中国人会感到自卑——那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放弃毛泽东,21世纪的中国人在迈向未来的时候也将会感到孤独——我们能为这个世界贡献什么?拿回GDP世界第一的桂冠?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不是奥运会,拿了金牌就万事大吉。晚清在鸦片战争时GDP占世界1/3,但并没有避免挨打被抢的命运。

那21世纪,中国人的自豪将从何谈起?强大吗?平等吗?自尊吗?这些珍贵的东西,20世纪毛泽东那一代的中国人早已夺回了。富裕吗?民主吗?今天,中国梦的口号响彻云霄。只有以20世纪中国自豪的历史做地基,21世纪的中国梦才不至于虚无缥缈。

在毛泽东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众多领导人都没有解决道路和组织、政治和军事、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是毛泽东率领全党全军不仅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还以全新的理论体系、行政体系,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

今天中国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摸索固然不同于当年,但毛泽东的哲学思维、理论提炼能力,动员组织和行动实施方法,仍然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当年的新中国既不走清朝、民国的历史老路,也不照搬苏联模式,尽管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毕竟摸索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宝贵的国家品格和政党品格,是中国得以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整体垮塌和苏联解体的灾难性历史浪潮中,成为中流砥柱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三十多年的历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仍将在探索创新中推向前进。在这一进程中,中国面临着艰巨的经济和国家政治体系发展任务,同时还面临着重建道德和民族精神体系建设的任务。此时此刻的中国,需要毛泽东思想所包含的战略智慧、坚定意志和理论思维;需要树起毛泽东的精神旗帜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

20世纪,受毛泽东思想影响,笃信毛泽东的人数,与世界上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人数不相上下。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历史和新中国六十多年历史,毛泽东个人举世公认的成就等等,这一切已将自然造就了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领袖。中华民族不仅有着龙的自然图腾,更有着毛泽东这一精神图腾。这是当代中国人付出了数千万人伤亡和巨大财富,经历漫长奋斗,为中华民族取得的以毛泽东为符号的精神文明成果,让千百年来没有统一宗教的中华民族,从此有了凝聚灵魂和意志的“法宝”。

在世界三大历史悠久的文明地区,伊斯兰教地区根本不会允许有任何亵渎真主的现象存在;在欧美等基督教地区,咒骂、贬低上帝的现象也不可想象,唯独在中国,近年来却奇怪地存在着愈演愈烈地污损本族精神领袖的现象。这是西方文明冲突论下的具体政治运作的结果,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最需要警惕在精神文明领域倒退的地方。

 

中共中央对于对毛泽东总体的评价始终是高度肯定的,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有清晰的界定。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超越中央的口径对毛泽东任意评说、涂抹。毛泽东的肖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对外那是国家的象征,对内那是全中国社会对于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认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里至今仍有“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一语。侮辱毛泽东等同于侮辱中国和中国人民,不仅违背党纪国法,也是一种严重的涣散军心的犯罪行为。神化毛泽东的做法已经被纠正,丑化毛泽东的做法也必须坚决制止。

在2013年年初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邓小平坚决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时指出,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习主席的高瞻远瞩的指示是党政军体系的思想和行动指南,各级文化、教育、宣传部门不能对各种媒体上的反毛现象熟视无睹,对于外部反华势力的抹黑毛泽东的非法活动,国家安全部门和司法部门也应该介入清扫。

新中国这部风尘仆仆、颠簸前行六十多年的“战车”需要全面检修,作为驾驶者和乘坐者的中华民族,其整体信仰需要检视、维护或重建了。边疆地区的分裂主义,内地蜂起的群体事件,随处可见的丑陋现象,以及极端报复社会案例的此起彼伏,无声地证明着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在取得巨大物质进步的同时,社会心理日趋失衡。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各阶层,寻求共同的心理寄托和精神动力,重建国家和民族的信仰体系,已成为中国改革大局中不容忽视的方面,乃至维系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因素。

今天,历经几代人的不懈奋斗,已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凭借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硬入侵”、瓜分中国;但与此同时,通过思想文化的渗透、颠覆等精神意识领域的“软进攻”,进而肢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危险却仍迫在眉睫。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毛泽东的不可或缺。作为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的功过可以评说,但作为精神领袖,毛泽东在当代中华民族心灵史上的地位无可替代。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标志性符号,是曾经的抵御西方文化渗透侵蚀的铜墙铁壁,是敢于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的当代中国强大的代名词。惟其如此,西方及其国内思想文化代理人才不惜代价疯狂抹黑毛泽东形象,以此为突破口顺藤摸瓜否定中国共产党,进而阻断中国前进和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实现中国梦,需要重新举起毛泽东精神旗帜的护国、兴族“法宝”,赢得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自卫反击战。当年如此,今天乃至以后都要如此。中国不但需要政治道路的旗帜,还需要高扬民族精神旗帜。

这面旗帜,不是原封不动地拿来毛泽东的旗号重新举起,而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在总结新中国六十年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党在新时期的理论创新成就,及融合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优秀部分,重新打造而成。以此为契机,重新恢复党的政治本色和固有优势,焕发民族的活力,延续光荣的历史,讲好中国的故事。

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他到底是因为什么疾病去世的?官方媒体正式公布了病因......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的所有革命活动,无不与他健康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紧密相关。但是,毛泽东到了人生的晚年,也和普通老年人一样,身患多种疾病。我们今天要披露的就是,毛泽东晚年如何发病、如何被救治以及终告不治的详情。

 

1972年1月,第一次发生轻度昏迷

“文革”以前,毛泽东的身体十分健康,正如当时媒体上宣传的那样,“神采奕奕,满面红光”。

毛泽东偶尔也得过感冒,并曾患有支气管炎、胃病等症。

与他晚年疾病相关的是1956年毛泽东一度患过肺炎。不过由于当时治疗的及时,肺炎很快得到了控制,此病直到“文革”以后才再度复发。最能体现毛泽东身体健康的事,应是1966年夏天毛泽东畅游长江。

 

1966年以前令毛泽东深感困扰的疾病,是失眠和便秘。失眠,是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夜间工作形成的。在指挥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经常会因为战事的紧张,一天中竟有十几个小时,甚至二十几个小时坚守在地图旁边。作息时间的不规律和喜欢夜间工作,打乱了毛泽东的生物钟。

进入北京以后,中央除指派专门保健医生负责督促毛泽东按时睡眠外,又不断组织专家对毛泽东失眠的问题进行研究,先后制订了多种治疗方案,然而却收效甚微。此病不愈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的工作强度在建国后有增无减。另一原因,是毛泽东过分依赖安眠类药物,此类药物的药量不断增加,当然会使身体产生抗药性。尽管保健医生不断试图减少毛泽东的用药量,又一度以中药治疗,但也没有收到明显效果。

1960 年以后,毛泽东出现了老年性便秘,这种病到了1970年以后变得越来越严重,最后成了毛泽东晚年最受困扰的疾病之一。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几乎很少有顺利解出大便的情况,偶尔一次顺利解出大便,毛泽东和身边的医护人员都会大为高兴。尽管如此,失眠和便秘毕竟不能危及毛泽东的生命,真正的病变发生在 1970年以后。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不久,毛泽东就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这时的毛泽东已经77岁,他从江西回到北京以后,经常出现低烧和咳嗽,浑身乏力和小便减少等病情也是从前不曾有过的。经过医生初步诊断,怀疑毛泽东是染上了肺炎,但仍需用X光等仪器进行检查,方可最后确诊。然而,毛泽东在晚年最反感和最不愿适从的就是身体检查。在周恩来的亲自劝说下,毛泽东做了一次胸透。

这次X光检查的结果进一步证实,毛泽东所患的疾病确是肺炎。经过医生的多方调治,毛泽东的肺部感染到1971年春夏之交才始告治愈。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京开始了巡视大江南北,但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处理“九一三”事件期间,毛泽东的肺炎再次复发,而且比1970年10月的症状还要明显。对正常人来说较为容易克服的一般性病菌,也会在毛泽东的肺部发生感染。在冬春之交,北方的天气严寒多变,毛泽东不断地感冒、咳嗽,浓痰也越来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注射抗菌素来有效控制肺部感染,或者同时以人参等补药增强体质,也许毛泽东的病情会很快得到缓解,甚至有彻底治愈的可能。但是,毛泽东拒绝补药已是多年的习惯,他也反对通过注射抗菌素来治疗肺炎。医生就只能采取口服抗炎药的办法为毛泽东治疗。

口服抗炎药虽然可以控制局部炎症,但却无法彻底医治毛泽东的肺部感染。这样,在春寒料峭的1972年1月初,毛泽东的病情变得越来越重。这时,最明显的症状是,他的行走能力变得比往常迟缓和沉重。在室内行走也要有护士搀扶,室外散步在严冬时节被彻底取消了。

毛泽东的运动量不断减少,1972年初,医护人员发现毛泽东的腿部开始出现轻度的浮肿,两小腿和足踝部都有明显的压痕。毛泽东的血压也不断升高,以前,他的血压多年来始终都维持在高压130毫米汞柱、低压80毫米汞柱的正常范围。

可是到了1972年1月,毛泽东的高压在最高时竟然升至180毫米汞柱,低压也大多徘徊在100毫米汞柱左右。血压的居高不下从而导致了毛泽东的体力下降。他每日须遵医嘱卧床体息,便秘的症状也在加重,有时两三天才解一次大便。这期间,毛泽东的胃口又不好,食量的减少也影响了他的抵抗力。

1月10日下午3点,陈毅的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毛泽东临时决定前往参加。当时由于没有考虑到有病在身的毛泽东会亲自参加,所以一时无法解决追悼大厅温度较低的问题。加之毛泽东又是匆忙作出决定,医护人员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加以准备,当时毛泽东只在睡袍外边罩上了件灰呢大衣,这难免让毛泽东受到寒气的侵袭。

 

参加完陈毅的追悼会后,毛泽东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肺部感染也明显加重,并伴有低烧症状。两天后,毛泽东双腿浮肿的情况开始加重,浮肿的部位又开始向上蔓延。医生在检查中发现,毛泽东肺部杂音不断加大的同时,又出现了心律不齐等症状。尽管疾病呈现出发展的趋势,可是毛泽东仍然不同意注射抗菌素,只同意口服抗炎药。

由于不断的咳嗽,毛泽东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在床上平卧而眠了,他在夜间只能倚坐在卧室的沙发上睡觉。1月18日,毛泽东突然发生昏迷,这让身边的医护人员大为不安。毛泽东出现昏迷,是自他患病以来从没有过的情况,医护人员不敢疏忽,这样就惊动了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

周恩来亲自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地,探望病中的毛泽东。这时,毛泽东已经醒来。考虑到毛泽东的病情,周恩来马上决定成立专门的医疗小组为毛泽东治病。除原来毛泽东身边的医护人员外,又临时从北京医院、阜外医院、北京中医院和中南海门诊部等单位,抽调有治疗经验的内科医生多名,直接负责对毛泽东病情的检查和诊治工作。

这个由北京几家医院著名内科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对毛泽东较为严重的肺病进行了会诊。医疗小组根据毛泽东精神疲惫、咳嗽加重、气喘多汗、血压偏高和1月18日出现昏迷等病况分析,一致认为应对毛泽东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周恩来也特别指示医疗小组,最好尽快为毛泽东进行一次包括心电图和X光胸透在内的系统检查,以期对毛泽东的病情作出最后确诊。

 

政治局第一次讨论毛泽东的病情

然而,当医疗小组把上述意见报告给毛泽东时,他仍然不同意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毛泽东之所以在病情转重之时仍然固执己见,其原因似乎与他多年形成的反对小病大养的思想有关。后来,周恩来亲自做工作,毛泽东才改变了对疾病的消极态度。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现在马上治疗,病情不但会好转,而且恢复也比较快,如果继续拖延下去,肺炎有可能转为其他疾病。从当前下肢浮肿有明显向上扩散的迹象上看,主席最好尽快做一次心电图的检查。”

周恩来的担心是完全有根据的,他和医护人员的想法一致,都担心毛泽东的肺炎有一天会引起心脏的病变,如果一旦引起心脏病变,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尊重了周恩来的意见,但他只同意做一次心电图,其他繁琐的检查仍然不愿意配合。经过医疗小组的再次力争,毛泽东最后只同意做心电图和X光胸透两种检查。

胸透片子出来以后,证实了毛泽东肺部感染已相当严重。医疗小组还发现,由于肺部感染长期得不到进一步的有效治疗,现已危及到病人的心脏。心电图显示毛泽东已出现了肺心病的明显症状。

 

不仅如此,专家们还发现,心电图显现的结果已经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的病情转重,在肺炎的基础上,又发现了血性心力衰竭和阵发性心动过速。专家们通过X光和心电图检查所得到的结果,诊断并认定毛泽东1月18日长达半小时的昏迷,就是因为肺性脑病所致。这是因为肺心病可以直接造成脑部的缺氧,所以也才有毛泽东平日精神不振及昏睡等相关症状。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坚信自己的病情并没有医疗小组所估计的那么严重。对于医疗小组提出的强心、消炎和利尿三大医疗方案,毛泽东虽然勉强接受,但是他仍然说:“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在医疗小组开始为他实施注射青霉素和口服抗炎药之后,毛泽东又派人去询问对康生(当时也生病住院)实施的治疗方案,当他听说康生只用抗生素,其他药品一概不用时,毛泽东又回到他原来固有的立场上来,决定马上中断正在进行的黄胺制剂的注射。

因为无法大量使用消炎类药物,毛泽东的病情在1972年1月中旬以后,非但没有缓解和减轻,反而加重了。

1月21日晚7时30分,周恩来和江青一起来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在听取医疗小组汇报的时候,周恩来也为毛泽东越加严重的病情及他本人仍没对疾病引起高度重视而感到忧虑。但是江青却不以为然地对医疗小组提出了批评:“你们最好不要制造紧张空气,主席的身体不是一直很好吗?前几天还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他的体质多年来始终很健康,你们不要把事情夸大才好。”

 

当周恩来和江青一起来到毛泽东卧室,和毛泽东共同研究进一步的医疗方案时,毛泽东本人仍然认为他的病情并不像医疗小组估计得那样严重,而江青又在一旁故意制造障碍,使得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始终无法进入正题。鉴于毛泽东的病情确实在悄悄转重,周恩来决定在当天夜里9时召开政治局会议,把毛泽东最近病情的变化及医疗小组的意见,一并提交政治局会议研究讨论,以期达成共识尽快制订一个让毛泽东能够接受的治疗方案。

当夜,怀仁堂灯火通明,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里举行。

会议期间,姚文元从会议室来到怀仁堂东大厅,接见了等候在那里的几位医疗小组成员和内科专家。姚文元的态度严肃而冷冰,他对专家们说:“我是受中央政治局和江青同志的委托,找你们谈一谈。众所周知,毛主席的身体一贯很健康,他老人家每天参加会议和接见外宾,我们在发表新闻消息的时候,都一再说明,毛泽东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这不是空话,你们可以看一看这些主席会见外宾的照片,主席的手握得多么有力!他现在有点感冒,受了点凉,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可是你们有什么根据,一定要说主席的肺脏和心脏都发生了病变?而且你们还说什么有心力衰竭的危险?你们这明明是在谎报军情嘛!你们医生这样做,我不讲你们是政治问题,但是至少也起到动摇人心的作用。你们是要负责政治责任的。”

医疗小组成员和专家们本来想把毛泽东的病情详细地向中央政治局作一次汇报,以期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然而,当他们听了姚文元的一番威胁之词后,只好把想说的话全都咽了回去。这样一来,医疗小组准备按周恩来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的议程就被取消了。

不过,中央政治局研究毛泽东病情的会议仍在继续进行。凌晨4时,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就和李先念接见了医疗小组的主要成员。这次谈话的气氛顿扫沉默和压抑,变得活跃起来。特别是叶剑英和蔼的语气、尊重科学的态度,无形中拂去了医生和专家们心中的恐惧。叶剑英诚恳地安慰大家道:“政治局让我们再和你们谈谈主席的情况,你们不要有顾虑,把主席的病情讲清楚。”

 

医疗小组这才把毛泽东不愿接受医疗小组关于施行消炎、强心、利尿三套有效医疗方案,始终坚持自己病情并不严重等情况,如实作了汇报。正是因为医生们无法改变毛泽东对医疗方案的观点,所以,本来可以早见疗效的肺炎竟久治不愈。如果继续这样拖延下去,甚至还有可能累及心脏。医生们认为,根据最近一次心电图显示,毛泽东已经出现了心律不齐和心肌缺血的情况。专家们把对毛泽东病情发展的估计,也向叶剑英和李先念作了汇报。叶剑英和医生们打交道较多,特别是他本人做过心脏检查,对心电图比较熟悉。当他看过毛泽东的心电图后,当即认为医疗小组关于毛泽东心脏已出现心室性早搏等情况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会见尼克松,毛泽东产生了快点治病的强烈愿望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四人负责领导对毛泽东疾病的医疗救治工作。叶剑英出于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在会上主动请战,要求为毛泽东的治疗值班。1月22日傍晚,叶剑英来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与医疗小组部分成员再次座谈,共同研讨如何对毛泽东的疾病进行有效治疗。

叶剑英的到来让医疗小组成员顿感精神振奋,尽管那时毛泽东仍然拒绝治疗,并且已经停药几天了。

可是,因有叶剑英的鼓励,大家对治好毛泽东的肺心病仍然充满了信心。但谁也没想到,这时候江青又出来干涉,她以“主席那里,没有主席的同意,谁也不能去”为由,迫使叶剑英不得不中断了值班计划。

 

毛泽东因心情不好而拒绝配合医疗小组的治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2年2月初。在此期间,毛泽东因肺部感染无法控制,只能倚靠在沙发上睡觉,咳嗽也越来越重,有时坐在沙发上就不知不觉陷入了昏睡状态。虽然如此,毛泽东仍无积极配合治疗的意思。但就在这时候,一个促使毛泽东主动要求治疗的契机出人意料地发生了。

这就是中央政治局关于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的请示报告,忽然摆到了毛泽东卧室的茶几上。毛泽东批阅文件以后,顿时产生了快点治好病、准备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的强烈愿望。毛泽东的这一突然转变,使得整个医疗小组成员的精神为之一振。

尼克松将于2月21日抵达北京,留给医疗小组的治疗时间不到半个月。由于毛泽东希望和尼克松会见的心情十分强烈,所以他这次对医疗小组的医治方案相当配合。毛泽东不但接受了消炎、强心和利尿同时并进的方案,而且又同意在服药的同时进行静脉滴注抗菌素。

2月4日的治疗刚开始不久,毛泽东又发生一次严重的昏迷。起因是医护人员在为毛泽东进行肌肉抗生素注射后,他即开始剧烈的咳嗽。忽然,毛泽东咳上一口痰来,由于体力衰弱,这口痰竟然咳了许久也无法吐出来。卡在喉咙里的这口痰,使毛泽东当即发生昏迷。

由于毛泽东游泳池住地内不准运进各种医疗器械,所以医疗小组一时无法采用吸痰器进行抢救。这样只好打电话求助于距游泳池住地尚有一段距离的中南海门诊部,让其火速将相关急救器械运到游泳池住地。大约15分钟后,抢救人员将医疗器械运到。这时,毛泽东仍处于昏迷之中,情况非常危急。

 

在将氧气瓶、吸痰器、呼吸机及大批相关药物都运到毛泽东身边不久,医疗小组和中南海门诊部的医护人员即对毛泽东进行紧急抢救,先注射强心和缓解气管的激素类药物,又用吸痰器将毛泽东喉咙中的痰块吸出。这时,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困难,医护人员马上为他加用了呼吸罩。大约20分钟过后,毛泽东才慢慢醒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好像睡了一觉。”当他发现在自己床边围满了穿白衣服的医护人员时,才知道自己刚才因为一口痰咳不出而发生了极度的昏迷。

正在西华厅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惊悉毛泽东再次发生昏迷,马上中断会议,赶到中南海。

周恩来当即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召开医疗小组成员碰头会,总结这次抢救毛泽东的经验教训。周恩来在对医护人员紧急抢救并使毛泽东转危为安表示肯定之后,同时指出在毛泽东身边找不到吸痰器等医疗器械而险些酿成大祸。当他听医疗小组介绍说,此前不允许把各种相关医疗器械运进毛泽东住地的规定时,周恩来立即决定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尽快安装必要的医疗器械。同时,他又和医疗小组一起研究了治疗毛泽东疾病的新方案。这样一来,一度停滞下来的治疗工作重新走上了正轨。

医疗小组开始按照周恩来同意的医疗方案对毛泽东施治。较为明显的效果很快就出现在毛泽东发生昏迷的当天晚上。由于医疗小组有效的输液和施用大剂量的利尿药物,毛泽东在当晚6时就排出1800毫升积存在体内的尿液。这是毛泽东近一个月来排尿量最多的一次,也是他病情好转的先兆。

多时为下肢浮肿所困的毛泽东,得知自己忽然排出了这么多的尿液,顿时精神一振。他当晚就亲自请医疗小组成员吃饭,再一次表示他希望以健康的身体在2月21日会见尼克松。

毛泽东的病情从这一天开始出现了可喜的新转机。医疗小组再接再励,不断为毛泽东的施治过程修改医疗方案。到了2月中旬,已经困扰毛泽东多时的下肢浮肿症状,由于排尿顺利而出现了明显的消肿,肺内感染也同时消除了,剧烈的咳嗽和低烧症状也随之缓解。到了2月17日左右,多时不能在床上平卧而眠的毛泽东又能够重新躺在木板床上睡觉了。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遵医嘱施行戒烟。到了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的当天清早,毛泽东已经能够在住地小范围行走了。

 

接连三次心肌梗塞导致伟人辞世

1975年春夏之交,毛泽东的病情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稳定期。

但是,到了这一年深秋,特别是进入11月以后,毛泽东的病情再次出现反复。其主要症状是肺部感染、咳嗽,特别是尿量又一次出现了明显减少。每天最多排尿量不超过600毫升。他的气喘加重,语言不清,行走也显得更加困难。吞咽不畅和饮食的减少,无疑加重了上述这些症状。这时,医生提出以加胃管的方法来加强营养,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医疗小组决定以静脉输入氨基酸来解决毛泽东体内养分不足的问题。很快,有关部门就从国外购进了多种氨基酸。

经过医护人员的多方医治,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在入冬以后,身体已经开始康复。1975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度过了他的82岁生日,这也是毛泽东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1976 年5月11日,毛泽东第一次出现了可怕的心肌梗塞迹象。此前,尽管他的心脏不好,但却始终没有出现过早搏。这一次,毛泽东突然发病,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并伴有全身大汗。经过检查,专家们确认毛泽东为心内膜下心肌梗塞,同时又伴有心律不齐,病情十分严重。这时,中央鉴于毛泽东病情的发展,决定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四人直接负责对毛泽东的医疗工作。

因为周恩来已经去世,改由华国锋主持和领导医疗小组。医疗小组有关毛泽东的病情报告必须逐日向上述四人汇报、请示。此前鉴于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停止了他在中南海会见外宾,这次又作出新的决定:一般性中央文件不再送毛泽东批阅。重要文件经过四人批准方可送交毛泽东批阅,以减少毛泽东的工作量。

 

毛泽东的心脏病暂时得到控制以后,医疗小组又发现毛泽东的其他病情仍在发展。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毛泽东无法进食。到了这一时期,给他喂饭也成了难事,只能喂一些流食和糊状食物,因此毛泽东的身体抵抗力随着病情的加重而减弱。医疗小组又提出为毛泽东使用胃管借以增加营养,但是,毛泽东仍然难以接受下胃管的做法。为了说服毛泽东同意下胃管,华国锋决定亲自做一次下胃管的尝试,大部分医疗小组成员也同样做了下胃管的尝试,借以劝说毛泽东改用胃管进食。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不同意下胃管。

5月30日深夜,毛泽东的心脏病再次复发。

他呼吸急促,大汗淋漓,并出现了短时间的昏迷,所幸发现及时,很快抢救过来。这次发病之后,毛泽东同意医生在他的耳垂上抽取血液进行化验,同时又配合医生使用当时属新式医疗器械的无线电遥测心电仪。这样,医生就可以在外室通过遥测心电仪随时监控毛泽东心脏的变化,以便及早采取治疗措施。在以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的病情较为稳定。

6月26日,毛泽东的病情又发生了变化。心电图上显示毛泽东出现心律加快和间或发生早搏的迹象。尽管行动不便,但毛泽东仍然不时要求从床铺移至沙发上休息,后来又再次要求移回床榻之上。晚7时左右,遥测心电仪再次显示毛泽东出现心肌梗塞的迹象,而且这次心肌梗塞的面积较之5月11日那次面积略显扩大。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等火速赶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经过医疗小组的全力抢救,到凌晨时分,毛泽东的血压又恢复正常。

当天深夜,在毛泽东病情较重之时,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纷纷赶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他们依次走进毛泽东的临时病房。当叶剑英来到毛泽东身边时,毛泽东眼里露出光亮,他的手动了一下,这动作显然是有话要对叶剑英说。可是当叶剑英来到毛泽东身边的时候,毛泽东几次张嘴却又讲不出话来,他只能与叶剑英紧紧相握。那握手时的动作和眼神,似乎流露出一种依依惜别之情。

华国锋对毛泽东的这次发病极为重视,他当即决定由自己和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四人分为两班,日夜轮流住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坚持值班。为了解决医护力量不足,又从北京几家医院调来数十名医护人员,做到医护人员24小时在毛泽东身边值班,每天三班倒,使毛泽东的病房昼夜不离人。这时,江青也从钓鱼台搬进了中南海。

 

在对毛泽东进行抢救的过程中,医生又一次向他提出使用胃管输入营养的建议,这次毛泽东没有反对。胃管插上以后,由于能进食,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开始有了一定好转。他浑身也渐渐感到有了气力。几天后,他又可以在护士的搀扶下下床走动了,尽管不能到室外散步。毛泽东的病情又一次出现了短期的稳定。

7月28日深夜,唐山发生大地震。当时,毛泽东下榻的游泳池住地也有强烈震感。毛泽东彻夜难眠,辗转反侧。天明时分,中央负责同志建议毛泽东尽快搬出游泳池住地,搬到距游泳池住地不远代号202的新住宅。

所谓202新住宅就是一座占地面积很大的平房区,它位于游泳池住地南侧,1969年为战备的需要动工修建,1974年建成。202平房区有一条回廊可与游泳池住地遥遥相连。这所新宅的特点是防震抗震和适于当时的战备需要,如今终于在毛泽东生命危重之时派上了用场。7月31日下午,重病在身的毛泽东由警卫战士和医护人员抬上自动移动病床,沿着那条可以直通的走廊向202平房区转移。

在毛泽东病情稍稍稳定的日子里,他又恢复了从前惯有的读书习惯。毛泽东不再满足于工作人员为他读报,而是坚持用已经恢复视力的左眼,批阅那些线装书和大字《参考消息》。

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毛泽东除不断关心灾区人民抗震自救的信息外,有时也在护士搀扶下,来到病房门外散步,只是他双腿仍然软弱无力。不过因有胃管不断输入营养,毛泽东的精神尚好。8月中旬,遥测心电仪又一次显现出心脏跳动不规律的迹象。而且在这期间,毛泽东的情绪变得烦躁起来,右侧肢体的偏瘫症状也变得明显加重,毛泽东只有在左侧偏卧才能保证呼吸畅通。这时,医疗小组重新调整了医疗方案,相机投入一些控制心脏早搏的药物。从8月下旬开始,毛泽东的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

9月2日傍晚,毛泽东出现第三次心肌梗塞!这次要比前两次严重,面积也有所扩大。与此同时,毛泽东一度好转的全身性症状也在不同程度加重,例如呼吸急促、咳嗽多痰,尿液也再次从正常水平降至每24小时不足300毫升。经X光片显示,毛泽东的两肺再次发生感染。中央负责同志闻讯后,纷纷赶到了202住地。9月5日,华国锋决定打电话把已经前往山西昔阳的江青召回北京。这时,毛泽东的身体已近衰竭状态。

 

尽管如此,毛泽东的神智自始至终都是清醒的。这次心肌梗塞发生之后,他本人已经意识到来日无多,所以曾经要求在9月中旬离开北京,希望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韶山滴水洞,走完自己人生的最后时光。但是,毛泽东病情的发展已不允许他再次远行了。

1976年9月8日傍晚,202住地一片沉寂,毛泽东的病情在入夜之后忽然变得沉重起来。得到消息后,华国锋通知所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马上来到202住地。中央办公厅也火速通知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到京。在202住地那宽敞的临时病房内外,随着夜色的渐深,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在毛泽东的病房内外齐聚着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尽管202住地内外人员众多,但却是静悄悄的,医护人员也一直在紧张忙碌着。毛泽东病房外的遥测心电仪上,仍然显现出毛泽东心脏跳动的曲线。所有的眼睛都紧紧盯着那条时起时伏的曲线。

自9月2日毛泽东发生第三次心肌梗塞以来,他就开始处于病危状态。9月8日入夜不久,毛泽东忽然感到心脏不适。医生们赶来以后,急忙把一根氧气管小心地安放在他的鼻口处。几分钟后,毛泽东的呼吸又开始恢复正常,但他从此便陷入了昏迷之中。

从傍晚7时起,一直到午夜零点,医护人员始终在紧张地对毛泽东进行抢救。用药、注射、导尿、量血压和输氧,一切都在紧张有序中进行。毛泽东已经陷入深度昏迷,他再也没有睁开眼睛。守在病房外的政治局委员和工作人员,都在静静观察着遥测心电仪上那条不停波动的曲线。忽然,曲线终于变成了一条赫人的直线,这时,时钟指向了9月9日零时10分!

姚文元忆:毛泽东去世时江青扑在遗体上痛哭不止

资料图:张玉凤与江青

不过一箭之遥的江青,得到报告,马上奔了过来。后来,姚文元曾经这样描述他在现场的所见:“她头发散乱,神情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她嗓子都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

2007年7月,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爱恨交加失败选择。”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结婚。毛泽东的选择是正确的,还是失败的,请看以下事实:

在进步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下,江青于1933年2月,在青岛市由地下党员、时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黄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黄敬因叛徒出卖被捕,江青随即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于是,她奔赴上海寻找党的组织。到上海后,她以演话剧、演电影、教学、写文章等形式,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从总的方面讲,这一时期江青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

1937年7月,江青已经是明星了,但她仍然从生活安逸的大上海,来到条件十分艰苦且很不安定、很不安全的延安。这一行动,不具备一定的政治思想觉悟,是很难做到的。这进一步表现了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当时,江青走的道路,也是许多革命和进步的青年共同走过的正确道路。

 

江青在延安的10年,作风谦虚谨慎,生活艰苦朴素,表现也是好的。她还到南泥湾参加过劳动,同8位女同志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个硬炕。

美国作家特里尔所著的《江青全传》中说:“在毛泽东与西方来访者交谈时,江青几乎从不发话……江青看上去非常漂亮,是一个年轻温柔的女人……江青照顾毛泽东的身体、日常工作、洗衣做饭,帮助买东西,打扫房间。她不喜欢吃辛辣的食物,但毛泽东喜欢,所以毛家的每一顿饭都有辣味菜。她很直率,也很谦虚,从各方面看,她的感情很丰富,是一位贤惠的妻子,温柔的母亲。”

2005年春天,我参加一个活动,见到了在延安时任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的高富有老前辈。我问他江青在延安时的表现如何,高老说:“那个时候,江青的表现很不错,对毛主席的生活很关心,对主席的吃喝拉撒睡安排得很细致、很周到,真正尽到了一个做妻子的责任。

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转战陕北时,别的中央领导的妻子都过了黄河,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只有江青留在陕北,跟着毛主席与数倍于我军的敌军周旋,为了毛主席的生活跑前跑后,很不容易。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她一直表现比较好,‘文革’开始以后,她才起了一些变化。”

在我看来,江青对毛主席一直都很崇拜、尊重并充满感情。她给毛主席写信、谈话或在会议上发言,从来不称呼“毛泽东”或“润之”,总是称呼“主席主席”的。她经常说:“我是主席的学生、哨兵。”“文革”期间,每年的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她从未忘记。那天精神也特别好,非常兴奋,主动邀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同她一起吃长寿面,并对大家说:“咱们一起祝主席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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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在《江青画传》一书中写道:“9月8日子夜,毛泽东气息微弱。当9月9日零时刚过,才10分钟,毛泽东停止了呼吸。张玉凤奔出主席卧室,疾步走向毛主席书房,向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报告噩耗。不过一箭之遥的江青,得到报告,马上奔了过来。

后来,姚文元曾经这样描述他在现场的所见:“她头发散乱,神情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她嗓子都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姚文元所述应该是真实的。

不管怎么说,江青跟毛泽东从1938年结合,到1976年毕竟有着38年的夫妻感情。”我认为,叶永烈的话说得很到位。

据我所知,江青被捕后,在身体日趋虚弱的时候更常常想起主席。她身边放着主席的手迹,衣服上别着主席的像章,床头上放着一张与毛主席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背诵主席的诗词,或阅读《毛泽东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到毛主席纪念堂,给主席送一个花圈。

江青有以上这些表现,主席选择她为妻,怎么能说是失败的选择呢?我认为不是。

“四人帮”中唯一活着走出秦城监狱的人

世上有多少无字碑和无姓名碑,没有人去认真数一数,有的墓碑虽然没有文字或没有死者的姓名,但也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最令人赞叹的无字碑当然是武则天的墓碑。武则天是中国第一也是唯一的一个女皇,她篡夺李家皇朝,临终前又把皇位交还了李氏。她知道死后会引起争议,所以,她自知之明,把是非功过留给后人去评说,因而其墓碑也就没必要去刻写什么丰功伟绩了。她很聪明,虽然墓碑没有文字,但后人还是牢牢地记住这块无字碑的主人,引起了更多的猜测和兴趣。

 

叶永烈在其墓前

还有一块是没有死者姓名的墓碑,也因为主人的特殊身份而露出水面,这就是姚文元的墓碑。严格讲,说是无姓名墓碑是不准确的,因为上刻“慈母金英之墓”,下署“女金虹丽群继红婿浩岐殷伟圭章孙颖婷沐春冰聪金星”。金英就是坟主姓名。

为何人们又称它为无姓名墓碑呢?原来坟墓里面还埋葬了一个为人不知的极其重要的人物。他是谁?金英的丈夫,王张江姚中的姚——姚文元!不言而喻,为了避人耳目,女儿只写名字,没有写“姚”姓。其坟墓的秘密,因著名作家叶永烈的一篇《漫步在姚文元墓前》(《同舟共进》2009年第5期)而引起了关注。

金英出生于1933年4月28日,终年63岁。她的墓是在姚文元出狱后的1997年7月建造的。张春桥病故后不久,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终年74岁,是“四人帮”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

姚文元以1957年6月14日发表《录以备考──读报偶感》起家,短短半年时间里,发表了50多篇“反右派”文章,批判“右派分子”施蛰存、徐懋庸、许杰、流沙河、王蒙、邓友梅、刘绍棠、陆文夫、徐中玉……差不多3天一篇。一时间,姚文元博得了“棍子”之称。

到了1958年,他从“棍子”晋升为“恶棍”。这位27岁的“文坛新秀”,批判的锋芒直指一大批文坛老将:驳巴金,批冯雪峰,斗艾青,骂丁玲……他在文革中平步青云,攫取了高级领导职位,最终身败名裂。

 

姚文元之所以不在墓碑刻上姓名,是害怕子孙受累。从保护家人的角度来讲,也是人之常情。墓碑正面刻有“真理真情”,背面刻有《蝶恋花》:“遥送忠魂回大地,真理真情,把我心涛寄。碑影悠悠日月里,此生永系长相忆。碧草沉沉水寂寂,漫漫辛酸,谁解其中意。不改初衷常历历,年年化作同心祭。”叶永烈推断此词出自姚文元之手。

能在有生之年为亡妻树碑填词悼念,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和武则天又有所差异,武则天的无字碑,是把自己的历史交给历史评说,而姚文元的无姓名碑,虽然包含其对妻子的爱念,但隐藏了对过去政治路线的念念不忘,还认为其所作所为是“真理”,连交给后人评说的意思都没有。

这不禁使人想起了蔡京。蔡京从一个权倾一时的宰相被流放到三千里外,临死前填了《西江月》:“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只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

朝闻道,夕死可矣。蔡京对一生的总结,对过去的忏悔,不失情真意切。而姚文元至死也没有悔改之意,可见其更加可悲。

死后葬于妻子墓中

最近,我在上海郊区寻访了姚文元的墓。

它坐落于普通墓群之中,墓碑上并没有署姚文元的名字,只写着他的妻子金英的名字。

金英于1996年8月19日病逝。安葬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谁都没想到这个金英就是姚文元的妻子。金英病逝时,姚文元尚在服刑期间——虽说离他刑满只有一个多月。

姚文元是在1976年10月6日被捕的。1981年,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因此刑满之日是1996年10月6日。

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我曾经去过上海姚文元家,拜访过金英。姚文元被捕之后,他的妻子金英回到上海,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宿舍里。在上海市区东南一条稍为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楼,姚家住在二楼的一间。

夏日中午,二时半,我敲响了房门。开门的是姚文元的三女儿。她是个中学生,正准备去上学。听说我要访问她的母亲,便带我走过小小的灶间,步入卧室。灶间里放着一大碗烧熟的梭子蟹。

 

金英刚从午睡中醒来,脸颊上有着枕席的深深的痕印。(她与二女儿、三女儿住在一起,大女儿已经出嫁了)她一头短发,脸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颗痣,穿一件短袖细咖啡条子上衣。

家里共两间屋,书橱里堆满书,床上铺着竹席,家具很简单。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谈着,桌上正放着一份当天的上海《文汇报》。

金英不断地唉声叹气,几度想哭。她的手不断地摸着方桌玻璃台板的边缘。她早已不在原单位工作,调到一个很不起眼的单位,只是挂名而已,从未上班,长期请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后,她曾获准前往北京秦城监狱探监,见到了姚文元。金英记得,1976年10月6日晚上,姚文元在北京离家时,连帽子都忘了戴。金英拿着帽子赶出去时,姚文元已经上车走了。

金英出生于1933年4月28日,终年63岁。她的墓是在姚文元出狱之后的1997年7月建造的,上刻“慈母金英之墓”,下面署繁体汉字:“女金虹丽群继红婿浩岐殷伟圭章孙颖婷沐春冰聪金星”。不言而喻,为了避人耳目,女儿只写名字,没有写“姚”姓。

墓碑是一块黑色大理石,正面刻着四个金字:“真理真情”。背面刻着一首词《蝶恋花》,虽未标明作者姓名,从词的内容可以判定出自姚文元之手:

遥送忠魂回大地

真理真情

把我心涛寄

碑影悠悠日月里

此生永系长相忆

碧草沉沉水寂寂

漫漫辛酸

谁解其中意

不改初衷常历历

年年化作同心祭

从词意可以看出,这是姚文元专为妻子的墓碑而写的。墓碑正面刻着的“真理真情”,就是出自这首词。

姚文元过去写过类似顺口溜式的诗。这首《蝶恋花》倒是他晚年的精心之作。词中一连用了“悠悠”、“沉沉”、“寂寂”、“漫漫”、“历历”、“年年”六个叠词。词意隐晦,“漫漫辛酸,谁解其中意”,而点睛之笔在于“不改初衷”、“真理真情”——这是否表明,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姚文元对他自认为的“真理”,依然“不改初衷”呢?

据公墓负责人告诉笔者,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姚文元妻子之墓,更不知道姚文元病逝之后,也安葬在这个墓中。他们后来得知,姚文元生前曾几次到这里凭吊妻子。

 

在“反右”中崭露头角

1931年,姚文元出生于作家之家。父亲姚蓬子是诗人,也写过小说,还翻译过外国文学作品。姚蓬子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时,姚蓬子任执行委员。他曾与丁玲一起创办左联刊物《北斗》。

1932年,姚蓬子抱着一岁的姚文元去鲁迅家中拜访,鲁迅写了《赠蓬子》一诗,这是姚文元后来所津津乐道的——因为他在那么小的时候就见过鲁迅。

不过,令姚文元沮丧的是,父亲姚蓬子于1933年12月在天津被捕,并于1934年5月14日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上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声称“在忏悔过去的错误之余,我完全放弃过去的政治立场,脱离中国共产党,自后决定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从此,姚蓬子以开设作家书屋为生。

据上海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孙志尚、冒金龙告诉笔者,1948年10月姚文元在沪新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姚文元声称父亲姚蓬子是“进步作家”、“鲁迅战友”。

解放后,姚文元先是担任共青团上海市卢湾区工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任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科长。

对于姚文元来说,1957年6月14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这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开始就提到:“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6月10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人民日报》同时转载了那篇《录以备考──读报偶感》。

《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是谁写的?姚文元也。而《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则出自毛泽东之笔。毛泽东不仅注意到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杂文,而且以那篇文章为由头,狠狠地批判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这下子,青年作家姚文元名震全国,一跃而为上海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从1957年6月14日到年底,短短半年时间里,姚文元发表了50多篇“反右派”文章,差不多3天一篇。姚文元批判“右派分子”施蛰存、徐懋庸、许杰、流沙河、王蒙、邓友梅、刘绍棠、陆文夫、徐中玉……一时间,姚文元博得了“棍子”之称。

“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到了1958年,姚文元从“棍子”进而成为“恶棍”。这位27岁的“文坛新秀”,批判的锋芒直指一大批文坛老将:驳巴金,批冯雪峰,斗艾青,骂丁玲……姚文元的“棍艺”被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市委常委张春桥看重。

1963年初,来自北京的“女客人”江青悄然南下。江青要以上海为“基地”,打造“现代京剧”(也就是后来的“样板戏”),而当时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与江青一拍即合。江青明确地对柯庆施、张春桥说:“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张春桥则被柯庆施派去协助江青建立“基地”——抓《智取威虎山》、抓《海港》。

姚文元成为“大写十三年”的热烈鼓吹手。1964年3月,他分别在《收获》和《红旗》杂志发表两篇长文,贯彻柯庆施、张春桥的意图:《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创造最新最美的图画——关于现代剧若干问题的研究》,《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长——谈话剧〈年青的一代〉》。

 

“女客人”对于上海这个“基地”非常满意,1965年春节刚过又来上海。这一回,她找张春桥完成一篇重要的“大批判”文章,而张春桥则向她推荐了姚文元。姚文元骑着自行车来到上海锦江饭店。于是,江、张、姚多次在此秘密讨论,写作那篇“重量级”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诚如江青后来所吹嘘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

1965年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全国震惊。这篇“宏文”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从此,姚文元被称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受江青“提携”,进入“中央文革小组”。

姚文元接二连三地发表长文,写了《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批判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批判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写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连同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四评”是姚文元进入高层的“奠基”之作。姚文元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张春桥)。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姚文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0年8月,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倒台之后,姚文元接替他成为全国的“舆论总管”。

“四人帮”中最后一个离世

1973年,随着王洪文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王、张、江、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结成“四人帮”。“四人帮”实行“四结合”:江青的“旗子”,王洪文的“位子”,张春桥的“点子”,姚文元的“笔杆子”。他们在政治局里反对周恩来,反对邓小平,曾筹划着一旦大权在握,将作如下“分工”:江青任中共中央主席,张春桥任国务院总理,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姚文元任全国政协主席。

1976年10月6日爆发的“十月革命”,把“四人帮”送进了囚牢。

“四人帮”中第一个离世的是江青,她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自杀身亡,终年77岁。接着,王洪文在1992年8月3日因肝病去世,终年58岁。张春桥于2005年4月21日因癌症病亡,终年88岁,是“四人帮”中最长寿的一个。

姚文元在“四人帮”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张春桥病故后不久,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终年74岁。

姚文元去世的消息,是在其病故之后半个月由新华社披露的。2006年1月6日,新华社用简短的篇幅报导姚文元之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于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香港媒体披露说:

新华社的此条消息是姚唯一的官方讣闻,不过港台报刊和国外媒体却多有报导。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说:“新华社消息出来后,美国《洛杉矶时报》等七八家媒体都有打电话来,我没有接到国内媒体的一个采访电话。”他认为,官方讣闻的发布是特意选择了周五的下午时间,因为接下来是双休日,以此避开海内外媒体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内中提及的“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显然是指在下。

姚文元之死,为“四人帮”兴亡画上了句点。“四人帮”俱亡,然而“四人帮”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永远值得记取。

(责编:金紫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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