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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上将下死手:这样半岛徐才厚和谷俊山!

作者:匿名 时间:2019-08-11 04:36:25 人气:8 栏目:历史军事

刘源上将下死手:这样半岛徐才厚和谷俊山!

罗援少将在《解放军报》发表文章中说:“刘源政委查谷俊山的贪腐问题时,却遭遇谷俊山及其背后力量抵抗,几经磨难。刘源横下一条心说:‘我虽没有上过战场,但我也死过几回,活过几回。我宁肯乌纱帽不要了,也要把贪官拿下来。’最后,刘源又以党委的名义,再次上报谷俊山问题,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才打开军队反腐突破口。”然而,刘源越级犯颜进谏,拿下谷俊山、徐才厚等贪官的内幕却鲜为人知。

徐才厚

刘源,1951年出生北京,中国共产党党员,上将军衔。1964年7月,刘源进入中南海警卫部队当小兵。1967年9月,刘源受父亲刘少奇冤案牵连,他和刘平平、刘亭亭被赶出中南海。1968年,刘源下乡当知青,1975年秋,在周恩来过问下,作为最后一名北京知识青年回到北京安排当工人。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在邓小平过问下,1978年,刘源被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录取,1982年毕业,自愿到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乡相继担任副乡长、副县长、县长,然后当选郑州市副市长。

1987年,在不是候选人的情况下,被人大代表联名推举选为副省长。1992年,刘源接到中央命令进入军界后,历任武警总部副政委,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2011年1月19日,出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中共十七、十八届中央委员。

2011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北京举行军委扩大会议,内容之一就是中共十八大的军队代表的人选问题。与会者达近百人,包括中央军委全体成员,已及各总部、各兵种、各军种、各大军区、和各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

会议开始时并无惊人之处,报告发言都是中共的老套路:摆足成绩,略点不足,鼓干劲,唱赞歌等等。到了讨论阶段,总后勤部政委、上将刘源开始发言。他的第一句话就吸引了与会者的注意。

定不用这份讲稿,说些不同的话”。突然,刘源向与会者展示一张军方高级军官,在寸土寸金的北京繁华地段为自己建造“将军府”的照片。他说:“据悉,这座豪宅耗资上亿元,占地20余亩,内有三座别墅群,极度奢侈。”

谷俊山,1956年10月出生河南濮阳。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办公室主任、营房土地管理局局长,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副部长。2007年6月任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2009年12月,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2003年7月晋升为少将军衔。2011年晋升为中将军衔。

就在众人纷纷猜测,这名军人到底是谁的时候,刘源话锋一转,便直截了当地说起军队腐败问题。他说:“作为军中管钱、管物、负责采购等的部门,腐败滋生‘非常严重’、‘随处可见’、‘触手可及’。这样的案例在军中不只一例,这样的贪腐规模更不算是最大的。”

刘源紧接着说:“贪污军产、倒卖军火、卖官鬻爵、侵吞公款、私用公款、乱吃回扣这样的事情早已司空见惯。尤其是卖官鬻爵现象已经形成风气。在一些大军区中,军衔是明码标价的,从士官起,到干部尉官、少校、中校、上校、大校乃至少将、中将,都是有价格的,想得升到哪级军衔,就要付哪级的价钱。钱到位自然就可授衔,钱不到位,说啥也没用”。

陈知建,1945年出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系毕业,少将军衔,重庆警备区副司令。

刘源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到陈知建被索贿一事,用来作为佐证。

陈知建就是中共大将陈赓之子。他所属的第十四军的前身就是陈赓的晋翼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陈知建的职位是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军衔是少将。

二○○三年,警备区班子换届,陈知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系毕业,已从军40多年,本来应该顺理成章地升为司令,但由于不肯出大价钱“买官”,于是司令一职挂到了别人头上,而陈知建则一怒之下提前退休。

由于当年他只有五十八岁,年龄未到,便一直没有正式办理退休手续。2010年,已经年满六十五岁的陈知建正式打算办理手续,并希望退休时能够挂上中将的军衔。然而,他被告知,中将军衔不成问题,如果钱能够到位。

自然,陈知建不会拿钱去换取中将的军衔;那些卖官鬻爵的贪官,即便你是开国大将陈赓的儿子,也不会拱手送给中将军衔。

陈赓之子竟然也被要求出钱买官方能升迁,那么自己是平民背景者,则更是出头无路。可想而知,军队的腐败是何等猖獗。

刘源说:“我重回总后勤部工作,感谢大家的支持!恰巧,碰上这伙儿人,撞上这摊儿事,不论好歹,当政委的不担当,谁来担当?我不出头,谁能出头?”

当然,刘源也明确表示了他不是孤军作战。表明了和总后勤部长廖锡龙团结一致,拿下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这个贪官的决心。

廖锡龙,1963年2月入党,1959年1月入伍,解放军军事学院基本系毕业,大专学历。上将军衔。曾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

刘源说:“前一段时间,谈及反腐时,廖部长冲我吼过一嗓子:‘老子上战场,就没怕过死,还怕一个贪官?’我一怔,便异口同声地说:‘好!我虽然没上过战场,但我也死过几回,活过几回。我宁肯乌纱帽不要了,也要把贪官拿下来。为捍卫党,我发过誓;作为军人,我跟你廖部长绑定了!”

最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刘源他把矛头直接对准坐在主席台上的军委三巨头:郭伯雄、徐才厚和梁光烈。他说:“你们三位军委负责人,在领导岗位上已经多年,对于军中的严重腐败,更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徐才厚,1943年6月生,辽宁瓦房店人,1971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8月入伍,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毕业,大学学历。上将军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应该说,刘源如此直击三位军委负责人的对象,就是分管政工、组织人事、纪检、军地建设工程和二炮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后来,随着中纪委和军委纪委对谷俊山的调查,徐才厚涉嫌违纪、违法问题逐渐暴露,中央纪委决定对其进行调查。

所有与会的人都没有料到,刘源会突然开炮,对他的话无不感到震惊。全场沉寂了很久后,开始有人悄声议论,声音逐渐由小而大,大会变成了无数个小会,整个会场像是开了锅。据会议的工作人员形容,突然进来看到这场面,还以为是发生了“军事政变”。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发言者分成了两个明显阵营、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军中首要任务是反腐败;另外一种则是和稀泥,两边的话都讲,谁都不得罪。据说,支持刘源意见的多为军中少壮派军官。

刘源所说的建“将军府”的人,正是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谷俊山。事实上,除了用公款建造“将军府”之外,谷俊山在军用土地的征用、置换过程中,获利巨大。

刘源的“智囊”张木生早就披露过,谷俊山把上海市中心的一块估价两千万元一亩的军用土地,以二十亿元一亩的价格卖给了地方老板,差价进入了他个人的腰包。这样的事情他在全国十几个省都干过。

张木生还揭露,谷俊山外出都坐专机,还把给退休干部盖的四百栋高级住房以个人名义送给私人。谷俊山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就是因为他有军委负责人作他的后台。那么这个后台究竟有谁呢?刘源敢于当众要求郭伯雄、徐才厚、梁光烈为军中贪腐现状负责,内部人士推测,这至少说明,刘源的手中掌握着军委三巨头的涉及贪腐的重要证据,抓谷俊山的后台老板也就自然抓到了这里。

刘源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等于把谷俊山腐败案公开了。刘源和总后勤部党委一班人,以党委的名义向中央军委举报谷俊山的贪腐问题,没想到谷俊山在某些人的指使下反而很猖狂,公开在总后勤部里说“我后面也有人”。

据军方消息来源透露,谷俊山确实有“通天”的后台徐才厚。在刘源和廖锡龙公开举报后,军委就有人建议将谷俊山调到另外一个单位,不再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还有提议让谷停职审查,这两个建议其实都是想保住谷俊山,让他不会“出事”。

后来,军委纪检部门在收到谷俊山涉贪证据后,曾派遣专人调查该案,但三天后就就宣告调查结束,认定谷俊山“没事”。因为主管军队纪委的是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军委纪检部门认定谷俊山“没事”的结论向刘源和廖锡龙通气之后。谷俊山确实得到了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支持,这不免令人生疑。在军委调查“不给力”情况下,刘源和廖锡龙曾越级直接把谷俊山的罪证上报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军委主席胡锦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

过去,郭伯雄、徐才厚、梁光烈三人曾经不止一次当着胡锦涛的面表示,军中大事还是要征求江泽民同志的意见再作决定。且也是那样做的。这次,胡锦涛没有像往常对待“三巨头”,而是明确表态支持刘源,认为军中腐败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必须加大力度打击。最后,胡锦涛和习近平批示,坚决查处谷俊山案。

于是,刘源和廖锡龙便开始大胆查处谷俊山案。

2012年春节刚过,就传来了谷俊山被拿下的传闻。据接近高层的消息人士透露,谷俊山是在正月初五之后被“双规”的。为了避免上一次军队纪委的不作为,并防止军队内部与谷俊山串通向其通风报信,“双规”谷俊山由地方纪委主导,军队纪委予以协助。

随后,受“谷俊山案”牵连,部分军队高官被要求主动交代问题,有的也已被“双规”。随后,又有内部消息称,刘源敢于向军队高层的腐败“宣战”是得到了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强力支持。

同时还有消息指出,刘源大张旗鼓的反腐,并没有在军队高层中得到完全赞同。有军队内部传言说,军队高层的部分首长不太同意反腐直接指向中将这样级别的将领,因为这会牵扯太多人,不利于军队的稳定。

对刘源此番举动,军内也有议论,一是认为其反腐步伐走的过急,会影响军队稳定;二是越级直接向中央最高层“求助”,不合规矩,犯了大忌;三是虽然军中不少干部对这样的反腐行动拍手叫好,但同时也对相当的军队的部门和官员造成冲击。如果不能把军队的某些风气逆转过来,由刘源掀起的这股反腐风暴将难以为继,甚至会对他个人带来不利。

2014年3月31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案,军事检察院于军事法院提起公诉。

2014年3月15日,因涉嫌违纪问题接受组织调查。2014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除徐才厚党籍,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2014年10月27日,军事检察院对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涉嫌受贿犯罪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他们等待的是法律的严惩。

刘源掀起的这股反腐风暴,致使谷俊山和徐才厚倒了。其实,这样认识和看待还不够。

罗援少将说:“一些细节现在还不便披露,但随着徐才厚和谷俊山的案件曝光,可以感觉到军内健康力量和丑恶力量斗争的严峻性。毕竟健康力量是占主流的,军魂仍在,军心未泯。军队有一大批像刘源这样对贪腐深恶痛绝、对党绝对忠诚的卫士。

说实在的,凭刘源的家庭背景和大军区正职,官拜上将的地位,他完全可以独善其身,但是他眼里揉不进沙子,以对党对军队高度负责的态度,率先向军中贪腐开炮。他需要何等的胆识和气魄!正是由于他的坚持和担当,特别是对党的一片赤诚,才打开了军队反腐的突破口,推动了军内的反腐。”

刘源致信毛主席想见爸爸,主席批了10个字!

2008年9月,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在军事科学院党委会议上与大家谈心,讲了这样一件往事:王光美听说了李讷身患重病、生活几乎不能自理的消息,不知被一种什么力量驱使,身体仍很虚弱的她却又带着老保姆,经常去李讷家中帮助料理,并把李讷七八岁的儿子小芝芝带出去玩。

刘源很注意使刘家与毛家保持很好的关系。几年前有报道说,王光美主动把毛家的人,和刘家的几个子女召集在一起,吃饭、聊天。其实,这个事情的主导是刘源。

还一件事。刘源在郑州当副市长时,林豆豆也在郑州汽车制造厂工作,而刘源又正巧是抓工业的。他听说以后,专门嘱咐厂长要尽量给她以照顾。

一天,他们终于在市政府的办公室里见面了。当林豆豆走进来时,刘源发现,这个同样也经历了人生大起大落命运的女人,依然带着少女时的那种忧郁、敏感的神情。他不由像小时候一样,脱口叫道:“豆豆姐姐!”回想小时候在北戴河海滨一起度暑假,他们是多么无忧无虑啊!就连那个跟刘源关系挺好、贪玩爱笑、还有几分憨直的林立果。

林豆豆后来要求调回北京,厂长不敢表态,还是刘源代表市里拍板,并办了关系。

1968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刘源报了名。就这样,刘源到了山西省山阴县白坊村,开始了7年的农村劳作生活。这是刘源第一次来到农村,但是他不怕苦。白天卖力干活,晚上他就学习到深夜,从马恩列毛著作,到各种文化知识。他自学了针灸,给农民看病,还帮农民盖房,上梁扣瓦。

1972年,刘源他们给毛主席写信,希望见爸爸妈妈。8月16日、17日,中央专案组传达了毛主席的两条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多少年来,我们找爸爸,怀着一线希望拼命找,没料想爸爸已死去3年了。我们没有眼泪。”这是当时刘少奇孩子们的心境。XLW

刘少奇女儿刘爱琴撰写的《我的父亲刘少奇》(修订版),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从后代亲属的独特视角,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刘少奇工作和生活情况。没有人能比站在伟人身边的他们更近距离、更新角度地看到政治海洋的潮起潮落。

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

“文革”伊始,“打倒刘少奇”的运动已蔓延全国,批判、斗争我父亲的趋势愈演愈烈,舆论已经形成,中央文革小组的阴谋策划也步步加紧。

1967年1月13日,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接我父亲到人民大会堂谈话。

一见面,毛泽东就问我父亲:“平平的腿好了吗?”(注:1967年1月6日,有人通知刘家,说刘平平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需要马上截肢,要求家人到场签字。王光美听信后立即赶去,结果却被一群清华的造反派抓了起来)。

我父亲如实回答道:“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然后就转入了正题。我父亲表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不适宜再担任领导职务,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对我父亲提出的两点意见,沉思了一会儿后,并没有表态。分手时,毛泽东要我父亲“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就在毛泽东同我父亲谈话的几天后,家里就被强行拆下电话,断绝了我父亲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事态发展很快急剧恶化,到3月,毛泽东的态度也明朗化了。3月21日,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把运动中揭发刘少奇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并指定由康生负责这个“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客观上给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残害我父亲,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父亲从弟弟妹妹买回的小报中看到张春桥等人说我父亲曾经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还自称“红色买办”。我父亲感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信号,背后藏有杀机。3月28日当天就给毛主席写信,驳斥张春桥等人在电影《清宫秘史》评价问题上的造谣诬蔑,以澄清事实真相

可是,这封信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4月1日,各大报纸一齐抛出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文章继续散布我父亲赞扬《清宫秘史》的谎言,同时肆意诬陷、攻击我父亲:“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深陷牢狱之灾

斗争愈演愈烈,对我父亲的批判、斗争也就更加频繁,各种造谣诬陷的污水倾盆泼来。我父亲非常气愤,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洲,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父亲已经清楚了,林彪、“四人帮”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也作了最坏的准备,但重大的打击比父亲预计的来得更快、更残酷。

江青、陈伯达、康生在毛泽东离京后,加紧组织群众批斗我父亲和邓小平,并决定同时抄家,批斗后对我父亲和光美妈妈分别“监护”。我父亲已有预感,对光美妈妈发出内心深处的坚定信念:“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父亲尽管也知道他的抗争在当时是无用的,但他仍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他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罢免我是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8月8日,我父亲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信中正式提出:“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免除我党内党外的一切职务。”并明确写道,“我已失去自由。”

没过多长时间,几个看守又搜查了我父亲的房间,命令我父亲把皮带解下来。父亲感到这是对他极大的污辱,提出严厉的抗议,可几只粗壮的手硬把我父亲按倒在地,强行抽走他的皮带。父亲趴在床上,气得浑身颤抖,半天爬不起来。

父亲被打得腰伸不直了,打伤的腿一瘸一拐。手臂在战争中留下伤残,此时一遭扭打旧伤复发,频频颤抖,每天为穿一件衣服,要折腾一两个小时,吃饭时饭也送不进嘴里,弄得满脸满身的汤菜饭粒。

每天他拖着伤腿被押往食堂吃饭时,短短三十几米的路程,竟要走50多分钟,却没有一个人敢去扶他一把。

父亲吃的饭菜是很差的,经常是剩饭、馊饭,吃了整日拉肚子,胃病复发且加重。父亲只剩7颗牙了,但主食经常是硬窝头,他很难嚼动。

最后时光

1968年夏天,我父亲发高烧,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上面得知后,通知医生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掉,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要留个活靶子。”这才对我父亲进行抢救。医生提出监护、住院治疗,被拒绝了;请求摘掉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使病人减少精神刺激,又被拒绝了。只是给他留一口气“接受审判”,这是多么残忍呀!

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可是在一段时间内不通知我父亲,单单要等到11月24日我父亲70岁生日的那一天,才让我父亲知道。

我父亲当时气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呕吐起来。长期积郁心头的悲愤和非人的折磨留给他的多种疾病一起爆发了——血压陡升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骤然高达40oC。

1969年,林彪战备第一号命令下达后,将我父亲用军用飞机押送到河南开封,被关押在过去国民党政权“金城银行”的金库。

我父亲在开封被关押的第27天——1969年11月12日凌晨6时45分含冤死去。

开封的执行者立即将我父亲的遗体抬上一辆嘎司69军用吉普车。车身容不下我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小腿和脚都露在外面,就这样被迅速地送到开封城东南的火化场。我父亲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通知一个亲人为他送行。这就是一个共和国主席的遭遇。

1980年5月17日,父亲的追悼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同志致悼词。5月19日,遵照我父亲生前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向了浩瀚无边的大海。

说到“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冤案,胡耀邦曾不止一次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这位陈大姐是何许人也?她怎么敢在那样的情势下公然唱反调?

1968年11月1日,干冷的北风吹得北京城格外寒冷。全城的广播喇叭里都播放着同一个声音: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于10月31日在北京胜利闭幕。萧瑟的寒风中,人们断断续续可以听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刘少奇……叛徒……一致决议,……永远开除党籍……”

就在全国的宣传机器宣传“一致通过”的时候,一位像农村老太太打扮的老战士,用手中的拐杖敲着地,对来探望她的人说:“一致个屁,我就没举手!”她就是陈少敏。

陈少敏1928年入党,是七届、八届中央委员,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她是带病参加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她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关节炎,腿脚已经很不利落。按照医生的“判决”,她已经“病入膏肓”了。

那时候,开会很少使用投票的办法进行表决,而且也没有现在的电子计算机显示计票,通常采用的方法是鼓掌或举手表决。陈少敏记得那次决定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大会,就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当播音员宣读完《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便开始举手表决了。

“同意的请举手!”

会堂里的手臂先后举了起来。有人举过头顶,有人借助桌面举起,也有人不那么情愿地抬起臂膀……

“好,一致通过。”

此时此刻,陈少敏没有举手。她用右手紧紧捂住左胸,以这种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

事后,那位戴眼镜的“康老”,阴沉着脸找到陈少敏,问她说:“你为什么不举手?”

康生当时虽然“位高权大”,但陈少敏并不怕他。回答说:“这是我的权利!”

陈少敏的态度,令不少关心她的人担心。陈少敏的司机项怀玺至今记得很清楚,散会那天,他去接陈大姐,见她脸色很难看,就问:“大姐,你不舒服吗?”

“不是。今天开会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我不同意。”项怀玺知道,这次是中央的全会,是不能有不同意见的。于是就说:“大姐,你不举手,他们会不会……”

陈少敏还是那句话:“这是我的权利!”

陈少敏在这件事情之后得到了这样的评价:政治觉悟还不如农村老太太高。

从1967年开始,陈少敏就成了冲击对象。扣在她头上的帽子很多,什么“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的代理人”、“中原突围时的叛徒头子”……

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陈少敏才明白这场运动要打倒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很愤慨,从理智到感情,都不能接受。开会休息时,她有意坐在刘少奇的身边,同他谈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以此安慰少奇同志。

十一中全会散会后,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同志到陈少敏家中,想请她谈谈十一中全会的“内部情况”。她告诉同志们,少奇挨批是真的。说着说着,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她流泪的消息传了出去,有些人就给她扣上“刘少奇黑线上的重要人物”的帽子。

可是,不管怎么挨批,陈少敏坚决不写揭发刘少奇的任何材料,她对来索要材料的造反派说:“刘少奇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那场“红色风暴”中,陈少敏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不曾改变,尽管她因此受到了更大的迫害,但她没有后悔过。

在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老一辈共产党员中,人称“陈大姐”的陈少敏享有很高的威望。毛泽东曾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沙场上,她又是一员杰出的女将,中原解放区的开拓者之一。

这位女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多年来一直被人们怀念和称赞。

毛主席的身边有这样一位保镖,他不仅深得毛主席的信任,还娶了毛主席的小女儿为妻,他就是毛主席的第一警卫——王景清。

王景清,1927年出生在陕西榆林的一个农村家庭,因为生计所迫,13岁就参加了八路军。他从一个救护重伤员的小战士做起,还曾给毛主席当过警卫,深得毛主席和卫士长李银桥的信任。

王景清一生都保持着老一辈革命家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经常穿着一身洗得几乎发了白的浅灰色老套装,袜子还是解放前才有的那种,但却不失军人风骨。

1984年初,在毛泽东原卫士长李银桥夫妇的热心帮助下,57岁的王景清和毛主席的小女儿李纳结为了夫妻。王景清是李银桥在中央警卫团的老战友,陕北神木县人。王景清是在李讷处境比较困难时与之结合的,虽无高攀之嫌,但与开国领袖的女儿命运与共,生活相依,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

婚后,王景清与李讷相处和睦,正式办了离休手续后,关系也从云南转来了北京。王景清几乎承担起了家里的所有家务活,买菜买粮做饭,修门窗,拉煤块,还给李讷做了一个小板凳,冬天里也像普通人家一样买上几百斤大白菜,推着拉板车回来腌酸菜。

近30年的携手让王景清夫妇品尝人生百味,深晓生活冷暖。如今王景清与李讷及继子王效芝,一家三口继续过着普通的生活。

1955年我军授衔时,共产生了1614位开国将帅(包括补授、晋升),不要以为这个数量很多,其实在建国前牺牲的高级将领,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因此很多将军都说:“相比那些牺牲的人,我授什么衔,都无所谓。”

其实,除了牺牲的高级将领,还有一些人同样很可惜,比如今天要说的朱水秋。

今天的人对这个名字可能都很陌生,其实他的身份一度非常显赫,曾担任中央军委警卫团团长,却因为一次意外事故,跟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得隐居乡间,当了农民。

朱水秋1910年生于湖南浏阳,从小跟着家人做竹篾匠糊口。1926年,叶挺独立团北伐到浏阳,朱水秋立刻报名,成为独立团补充连的三等兵。

在独立团,朱水秋受到叶挺的很大影响,后来参加了南昌起义,又跟着朱德上了井冈山。这个资历,在开国将帅中都属于比较早的。

遵义会议在中国家喻户晓,但很少有人知道,其实遵义城就是朱水秋打下来的。

1935年初,朱水秋抓到一队国民党兵,组成一排,让红军1营营长带着,全部穿上国民党军装,大摇大摆地进入了遵义城。红军就这样智取遵义城,但聂荣臻后来说:“即使智取不成,朱水秋也有能力强攻下来。”

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改编成陕甘支队,下辖3个纵队,每个纵队下又有若干个大队,朱水秋就是其中的一个大队长。这个“大队长”是什么级别呢?看看都有哪些人担任过大队长(或政委)吧:杨得志、肖华、邓华、杨成武、赖传珠、李天佑、杨勇、王平、苏振华、陈赓、张爱萍……

以这个级别,朱水秋如果不出意外,1955年授衔也应该是上将。

1937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警卫团扩编,朱水秋被委以重任,担任警卫团团长,负责保卫党中央和军委总部机关的安全。

这个工作的重要性不需要我多说,朱水秋能被任命为警卫团团长,足见毛主席、朱老总对他的信任和器重。

但可惜的是,世事有时候就是这么无常,朱水秋本来前途无量,却阴差阳错,跟所有荣誉都擦肩而过。

因为朱水秋在长征时受过伤,当时医疗条件差,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经常旧伤发作。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经中央批准,朱水秋被安排去武汉协和医院治疗。

手术成功后,朱水秋本来想回八路军,但他的同乡、时任湘鄂赣特委负责人的罗梓铭,点名要朱水秋去特委帮忙,周恩来和叶剑英也都同意了。朱水秋本人也没意见,革命者嘛,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于是就担任了特委军事部部长,在湖南平江工作。

1939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平江惨案,罗梓铭等人全部牺牲,唯一幸免的就是朱水秋。当时信息不发达,中央以为朱水秋也牺牲了,还专门悼念过他。直到解放后,还有很多人写文章时,都会提到“牺牲”的朱水秋将军。

朱水秋的级别高,又曾担任过警卫团团长,国民党不惜成本也要抓他。朱水秋只好改名换姓,隐居在湖南的山水之间,过起了与世隔绝的农民生活。

直到1949年7月,湖南浏阳解放后,组织听说朱水秋还活着,立刻发动人力寻找朱水秋,结果在浏阳一个偏僻的山村,发现了正扛着潲水桶的农民朱水秋。

按政策,组织恢复了朱水秋的团级干部待遇,被安排到浏阳县武装部当副部长。此时的朱水秋,其实才只有39岁,正是大展宏图的好时候,但多年与世隔绝的农民生活,已经让他失去了斗志,甘心做一个普通人。

1955年授衔后,他的很多平级战友都被授予上将军衔,很多人都替他鸣不平,说当年要不是罗梓铭强留你,你现在也是上将了。

但朱水秋很平淡地说:“至少我还活着,多少战友都牺牲了。现在的生活,我很满意。”1994年8月,84岁的朱水秋逝世,那些传奇与平淡,都已烟消云散。

在上个世纪30年代,陈昌浩的名字绝对如雷贯耳,1931年红四方面军成立后,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就是他的搭档,任总政委,当时年仅25岁,是最年轻的方面军总政委。

身为总政委的陈昌浩,还做过一件绝对牛X的事:1931年12月,红四方面军缴获了一架国民党军的飞机,陈昌浩亲自押着这个俘虏的飞行员,带着手枪和手榴弹,飞到了黄安城,向敌军阵地撒传单、扔炸弹

这件事震惊了整个红四方面军,所有人都对这个25岁的文质彬彬的总政委竖起了大拇指。直到50多年后,徐向前提起这件事,仍然赞不绝口。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陈昌浩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继续位居高位。不过,因张国焘阴谋分裂红军,红四方面军又独自南下,与红一方面军分道扬镳,陈昌浩与张国焘亦师亦友,自然选择了跟随张国焘。

至于传得沸沸扬扬的张国焘与陈昌浩的“密电”事件,后来陈昌浩断然否认,成了一桩公案,这里就不讨论了。

陈昌浩这个人少年得志,聪明绝顶,很容易相信一些“左”倾的观点,比如客栈前几天的那篇文章,许世友被灭掉一个团的败绩,就是因为陈昌浩不顾实际情况所造成的后果。

1936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打通与新疆的道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即为陈昌浩,副主席为徐向前。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西路军遭遇了红军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惨败,西路军将近2.2万人,最后只剩下了几百人,连陈昌浩和徐向前,也是靠一路乞讨才回到了延安。

回到延安后,陈昌浩自知责任重大,写了一篇数万字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承担了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张国焘晚年时还回忆说,当陈昌浩回到延安时,整个人都邋里邋遢,像一个真正的乞丐,一见到他(张国焘),立刻把身子缩了起来,羞愧得不敢看他。

1939年夏天,陈昌浩经组织批准,跟着周恩来、邓颖超等人一起去了苏联治病。当飞机经过新疆乌鲁木齐的时候,周恩来和陈昌浩去了当年西路军剩下的兵营,见到当年的老部下们,陈昌浩泪流满面,一直在向他们鞠躬、道歉。周恩来劝不住他,只好早早结束了乌鲁木齐的活动。

在苏联,陈昌浩一边养病,一边做翻译工作,先后出版了译著《近代世界革命史》《共产党和共产主义》。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爆发后,陈昌浩积极要求入伍,跟苏联士兵一起冲在最前线。战争结束后,陈昌浩被安排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继续从事翻译工作。

抗战胜利后,陈昌浩给中央写了好几封信,请求回国。但当时正是如火如荼的解放战争时期,陈昌浩的信如石沉大海。直到1952年,陈昌浩才终于等来了消息,重新回到了祖国。

回国那天,刘少奇亲自去机场接他。陈昌浩百感交集,又留下了眼泪。

几天后,徐向前做东,邀请陈昌浩和当年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们一起聚会,给陈昌浩接风洗尘。面对当年的老部下们,陈昌浩再一次泪流满面,不停地道歉,让老部下们也都心酸地留下了眼泪。

陈昌浩在国内的妻子叫张琴秋,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革命家,红四方面军成立后,她就是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又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是新中国第一位女部长。

陈昌浩在苏联时又娶了一位妻子,时隔十几年后再次见到张琴秋,陈昌浩握着她的手,连声说:“琴秋,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呀!”

1962年5月,陈昌浩回到湖北老家,再一次见到了当年红四方面军的老部下们,陈昌浩又再一次向他们道歉。可以说,陈昌浩的后半生,一直都在道歉。

1967年7月30日,陈昌浩受不了折磨,吞下安眠药自杀,终年61岁。

1980年8月20日,徐向前元帅亲自主持了陈昌浩的追悼会,悼词中写道:“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1983年,国家主席李先念在《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中写道:“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革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革军委指示或经中革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

至此,陈昌浩也该瞑目了。

西路军兵败后陈昌浩销声匿迹的真相

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后,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似乎销声匿迹,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渡黄河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

陈昌浩生于1906年,卒于1967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真正称得上是大起大落的人物。他1930年11月从苏联回国后,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

1932年10月,参与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四方面军(兼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川陕苏区,同徐向前等指挥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5月参加长征。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3月西路军西渡黄河兵败河西走廊。

一位曾经是陈昌浩警卫团士兵的现役将军,当提及令他敬畏的“首长”陈昌浩时,满怀深情地说:“他是我们的恩师和带路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统率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主帅,自西路军兵败后,就被迫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

多少后人要问:“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多少当年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老部下,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都纷纷现身说法,为他们的老上级,老首长做一个历史证人,给后人一个合情合理的交待,还历史本来面目。

1935年,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第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陈昌浩会合。当时中央红军经过长征,仅剩下1万多人,到达陕北后仅剩下约8000人,而第四方面军尚有8万之众,且武器精良,装备整齐。

当时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分歧与斗争加剧。毛泽东要求张国焘率部“北上”,而张国焘则意欲“挥师南下”。

张国涛曾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昌浩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的“杀机”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截获此 “密电”后,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报。毛泽东大惊失色,当夜即率“党中央”及部队秘密“北上”,迅速撤离“险境”,这就是党内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

毛泽东曾称赞叶剑英每逢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事。毛泽东与陈昌浩的嫌隙,恐怕盖出于此。为陈昌浩日后不得复出埋下伏笔。

但这一事关重大的“密电”,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而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亦都先后作古,使之变得疑窦丛生。

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对儿子陈祖谟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多年来,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将士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

陈昌浩之所以在“密电”一事上大喊冤屈,用他的话来说根本就不曾见过这份密电。陈昌洁曾言及自己也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决不会做出自相残杀的糊涂事来,再说陈昌浩在四方面军也是“党指挥枪”,重兵在握,拥有八万人马,加上精良的武器和大片根据地,要想致毛泽东死地,相信易如反掌,可是陈昌浩根本没有对毛泽东下毒手意思。

即便当时没有“密电”一事,陈昌浩也不可能成为毛泽东信任的人,概因陈昌浩已经卷入了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激烈路线分歧斗争漩涡之故。

西路军几万人马西渡黄河兵败河西走廊,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

1937年,红军西路军主力两万余人在甘肃一带被马家军围歼,全军覆没,成为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只有数千幸存者侥幸逃脱,他们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邓小平、刘伯承指挥的“第一野战军”的骨干,而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

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党史”都异口同声称,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

但在近几年出版的一些党史研究专著和文章纷纷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和徐向前元帅临终前所撰“回忆录”来看,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军政委员会主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严格按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徐向前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因此,造成这次西路军全军覆灭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指挥,而是逆来顺受、惟命令是听,从而遭到以骠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

当时有两万红军战士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中央军委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而不应将责任推到西路军领导人之一陈昌浩一个人的身上,这已经成为党史界的共识。

在短短几个月中,“中央军委”一会儿要求 “西路军” “东进”,一会儿要求其“西进”,一会儿又要求其“原地待命”。

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杀出重围之后,“中央军委”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军失去最后的生机,被紧追而来的敌军团团包围,数万红军将士被屠杀殆尽。

在西路军全部人马已不足万人,伤病号占1/3,处境十分危急时的1937年2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说:“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

因拼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17日中央复电陈徐,不同意西路军出青海大通的意见,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

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等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

这个电文把当时的行动方针问题与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它给西路军军政委员们特别是主席陈昌浩的政治压力可想可知。

21日晚,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党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要求他们:“望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

24日陈昌浩、徐向前致告急电文汇报险恶的处境,在表示“战至最后一滴血”决心的同时,恳请中央抽调“八个足团,一两千骑”驰援;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要求他们“固守五十天”。可是,在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及马家军赶尽杀绝的情况下,最后直至全军覆没。

陈昌浩1937年8月下旬潜回延安之时,中央正在开展对张国焘路线的清算,西路军失败已与张国焘路线联结在一起。

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下了定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这种定性结论一旦作出,就没有什么好商讨的了,从此成为铁案和研究禁区,直到“两个凡是”被否定之后,人们才敢于触及西路军兵败这个禁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朱玉同志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进而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为不妥。

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大军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而向西战斗前进。

李先念接到小平同志批转的朱玉的汇报文件和批示后,派人用不少精力和一年时间广为查阅中央档案中的大量电报文件,并结合自己当年在陈昌浩、徐向前指挥下,率军渡黄河、战“走廊”、过祁连山、出星星峡进入新疆的亲身经历,于1983年2月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

他在文中归纳说:“上述主要历史事实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

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一九三五年九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是根据中央指示在甘肃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李先念将此《说明》送给了陈云同志阅看。陈云是1936年秋从共产国际(莫斯科)专程赴新疆去迎接西路军的,是这段历史的知情者和重要见证人之一,具有对李先念《说明》鉴定判别的资格和发言权。

1983年3月8日,陈云对李先念的《说明》作出文字表态:“先念同志: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同年3月12日,李先念给邓小平一信说:“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将竹郁(朱玉)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

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四十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本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

邓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说明》和陈云的表态信后,于1983年3月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全件”指包括先念同志选送的一批电报在内)。当时的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同志也都圈阅同意。

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共党史上卷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违背党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径(指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徐向前逝世的讣告、徐向前生平介绍等文),只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以此含混无宾语的叙述模糊历史真相。

李先念很生气地于7月8日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邓力群,对此提出尖锐批评。

他激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

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有关同志作出检讨,已经印刷的书籍拆了重印、重装。

现在的众多资料显示,西路军政委陈昌浩和总指挥徐向前正是执行了中央军委的电令,在率军渡过黄河之后,在祁连山与大漠之间的数千公里的狭长地带,遭到以回民为主体的马步芳、马鸿逵等骑兵部队的围剿,几乎全军覆灭,成为红军战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作为一位政治家及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人生最大的悲叹莫过于最后没有归队,没有在抗日战场发挥作用。

西路军兵败后剩下不多人员化整为零分散突围,陈昌浩、徐向前二人在突围时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一个叫但复三的百姓让他们留宿。

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实在不能行动了,再者也怕连累同生共死的徐向前,便住下来养病,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最终回到延安。

在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重要将领,建国后成为共和国的元帅。

1937年6月的一天,陈昌洁辗转来到武汉。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相异,这恐怕是两人分手时所无法料到的。

其实,就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况看,即便是陈昌浩也与徐向前一起到达延安,中央也得找一个西路军兵败的替罪羊。陈昌浩来到武汉的第二天,就来到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

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此时的陈昌浩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给他在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他们见面。

在汉口,与阔别10年的老母和妻儿见过面后,陈昌浩了却了一桩心事,然后赶赴陕北。回到延安后不久,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被批准到苏联治病。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0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日本侵华期间,陈昌浩曾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多次发电报或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都没有回音。

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发电报或写信,要求回国参加解放战争。但他始终没有收到回信。是党中央没有收到陈昌浩的信,还是历史和党中央遗弃了他?没人能说得清楚。

期间,蔡畅曾途径莫斯科,专门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

可见陈昌浩回国的愿望一直没死,他反复多次给党中央写信,带口信,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回国参加工作,可以看出那个年代,一位曾经的红军高级将领报国的决心还是高于一切的。

1951年,离开祖国十余年的陈昌浩才得以回国。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站迎接他。老战友,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

在昔日的老战友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战友、部属,当时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呀!”

陈昌浩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曾在许多场合忏悔自己的“罪行”。1962年5月,他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数百名当年的红四方面军部下,而今皆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陈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独自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责任。

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的无情追击。他在“文革”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1967年7月30日晚,绝望之极的陈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的世界。这年,他61岁。

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它为陈昌浩革命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责编:贾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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