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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怎样被共军打垮?国军大佬晚年道出两大主因

作者:匿名 时间:2019-08-07 14:27:15 人气:4 栏目:历史军事

原载《同舟共进》2010年第8期

作者系《人民日报》高级编辑

对当年国共两党在中国大陆成败得失的原因,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有多种分析和总结。最早的有艾奇逊主持美国国务院时期推出的“白皮书”,分析美国在二战后为什么“失去中国”。其后,国共双方的许多领导人及各国专家、学者在著述中表达了不同观点:

有人说国民党因政权腐败而丧失民心;有人说共产党土地改革的成功直接促成了战争的胜利;有人说蒋介石用人不当,国军将领无能,而毛泽东运筹帷幄,林彪、粟裕等将帅智谋过人;

有人说国民党经济政治政策失误,破坏了国民经济;还有国民党人埋怨美国人援助不利,而苏联人暗中助共产党一臂之力……这些都是原因,至于孰重孰轻则见仁见智。

国民党“大佬”陈立夫对“大陆沦陷”原因之见解可谓独树一帜。陈立夫身在国民党最高层,直接参与领导了与共产党的斗争。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陈立夫作为失败的主要责任人,或说是替罪羊被蒋介石贬出主流,远走海外,在美国养鸡(经营饲养场)多年。

因此他有条件冷眼旁观,有时间“闭门思过”。1994年,年过九旬的陈立夫在台湾正中书局出版了回忆录,书名是《成败之鉴》,顾名思义,就是总结国民党及自己一生的功过成败。

从抗日战争结束到退守台湾,不过短短三四年,陈立夫认为是国民党政府军事财政的失误导致了失败。

军事上的错误他是这样说的:“日本人投降时,总裁派何应钦将军去受降,我特地去看何将军,我建议他要求日本人的军队,帮我们防守两条路,由南京、浦口到天津,与由汉口至北平之津浦与平汉两条铁路,使日本军队帮我们防守这两条铁路沿线地区。

这样我们的军队就可开往北方去,因为我们的军队都在西南、西北一带。但何将军忽略了我的建议,致使我们的军队须经上海,由海道运往天津、北京,白白浪费许多时间和人力、物力,予中共以调度的机会,这是很可惜的事。”

他还写道:国民党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日本投降后,没有收容敌后打游击的队伍,“当时这些在北方、在东北打游击的部队,都是本党同志,后来军政当局或许受了国防部次长共奸刘斐之影响,不要这些游击队的兵,引起了他们的怨恨,这些人心里想:

中央军队和日本人作战时,我们在日本人后面打游击牵制他们,不无有功,到现在天亮了,我们也应该有个归宿呀!现在中央却不要我们,那我们跑到共产党那里去算了……这种损失,是无法补偿的了,为渊驱鱼,是等于壮大了共产党,使他们平白增加了好多万人。”

陈立夫认为第二项败因是“我们的财政金融没有搞好”。他说,日本人每占一个地区,就用一块日本军用券兑换一块中国政府的法币,让人们不觉吃亏,日本人用这种办法逐渐收去了中国的法币,让日本军用券在沦陷区流通。

后来汪精卫组织伪政权以后,发行一种伪币,一万军用券可兑换五千伪币,等于贬值了一半。“日本投降以后,收复地区人民自然欢迎使用法币,但财政当局宋部长竟规定两百元伪币换取一元法币,这一错觉,以为这样一来,就可用少数法币把伪币都收了回来,其实害了老百姓。

有五千元伪币的人只能换到二十五元法币了,而这个时候的法币早已贬值了,所以原有一万元法币的人民,只剩贬值的二十五元法币了。”

陈立夫批评宋子文说:“一个富有的人经过这场战争,他的财产由一万块钱变成二十五块贬值的钱了,这不是替共产党铺路吗?还算什么财政专家呢……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这是我们财政上犯的大错误,当时政府不应该去占这种便宜。”

陈立夫概括说:“这两大失败,是我们为什么要到台湾来的最大原因。”

陈立夫总结的两条确实是国民党的败因,但不是他所说的“最大原因”。他身在其中很难客观,又因国民党派系林立,也难免有门户之见。

陈立夫青年时代曾留学美国,但基本上是遵循“三纲五常”的中国士大夫,他很自然地看不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有点儿东洋作派的何应钦,更不喜欢在哈佛大学受教育、整个西洋范儿的宋子文。

如果说他与前者是谋略不同,与后者则是“文明的冲突”。尽管陈伯达代表毛泽东把陈立夫兄弟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一道“封”为“中国的四大家族”,但陈立夫在国民党内最不满意的人却是宋子文。

他在回忆录中写了国民党失败的两大原因后,还多说了几句——“任用人才要特别谨慎,治大国必须有大量,见识小、度量小的人,绝不能治大国的。又如果他中国书很少读过,他写的说的都是英语,他自然不能治理中国了。”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一眼就知道这话说的是宋子文。

与同代人更不同的是,1900年出生的陈立夫有幸活到了21世纪,同代名人大概只有蒋夫人宋美龄可比。陈立夫比同时代的毛泽东、蒋介石等人在人世多待了二十余年,而这期间世界巨变,陈立夫目睹了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亲历了民进党在台湾执政,同时还看到了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世界大变局。

这本回忆录浓缩了他一生的经历以及他对中国和世界的观察与看法,时空的广阔使他有不少有历史纵深感和放眼全球的真知灼见,但他在谈论国民党败于共产党并检讨责任时却不够豁达。

人大概总是有局限性,陈立夫对百年世事沧桑大多能从容面对,而对自己一生中最惨痛的失败却难以释怀。

中国国民党(Kuomintang of China,缩写KMT;亦可直译作“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简称国民党,是孙中山所创建的一个中国政党。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

清光绪20年(1894年)11月24日兴中会成立。在中国国民党的传统中,将兴中会至中国国民党的发展历史视为一脉相承,故以兴中会成立的清光绪20年(1894年)作为中国国民党的创党之年,而创党日(党庆)为11月24日。

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解放军? 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 人们尽管对战略一词内涵和外延的解释古今中外多种多样,但有三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无人忽略,那就是判断、手段和目的。

简言之,战略要解决的是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通过何种手段达到什么目的的重大问题。 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采取了依靠强大的军事优势,对共产党采取军事“围剿”,以此达到彻底消灭共产党的战略目的。

张学良在1936年就明确地、不止一次地提醒国民党战略的制定者蒋介石:“共产党您‘剿’不完!” 张学良何以作出如此明确并在此后被历史证明了的判断?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任何战略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在暗中操纵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这就是“中心思想”。

国民党虽然一度是执政党,也控制过国家政权,但一直没有形成中心思想。张学良直言: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他分析说,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但“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

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

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国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弥陀佛’,你问她‘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 张学良说: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党首蒋介石也一样。“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

”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好相反,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可以说都是精华呀。

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这样子。”国民党军队 “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之点在这。所以我跟蒋先生讲,我们打不过他(们),固然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但他(们)团结,我们是个(盘)散沙。”

蒋介石国民党失败原因分析: 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

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蒋介石的这种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党政军学,无一幸免。说“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似已稍有过分,而国民怎么就“不成其为国民”了呢?

国民党以“国民”为号,国民政府以“国民”为纪,如果“国民不成其为国民”,那么这个党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又成了什么呢?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

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

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

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过去在大陆,国民党是不能被批评的,因批评国民党而被逮捕、囚禁、暗杀的,不计其数,甚至连国民党内元老级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济深、邓演达等也在所难免。

到台湾后,蒋介石自己批评起来了,虽然只是泛论,没有具体指出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残民害民的中统、军统特务,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上层官吏,但能指出国民党的腐朽,甚至认为“早就应该消灭淘汰”,也算是一点进步。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

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从政治上讲,国民党最大的问题是未来得及制度创新,因而在统治的合法性上遭遇严重质疑和不信任。中国是在庞大的人口压力和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政治衰败和国家四分五裂的背景下开始现代化起步的。

南京政权面临来自外国列强、地方势力和民间社会三方面挑战,来不及实现制度创新,厉行政治、经济、农村等各方面改革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的愿望和要求,只得向专制体制回归;

于是丧失现代化导向,不但无法化解抗战胜利后的参与爆炸危机,反而发生合法性危机,最终被以中共为代表的自下而上兴起的革命力量击败。

南京政府对社会的抽取超过了社会可资抽取资源的限度,引发社会对抗;政府在集权的同时不向社会尽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也无力通过制度创新完成变革,结果丧失政治转型的历史机遇,失去合法性基础。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国民党一直处于“民主无量,独裁无胆”,不三不四的尴尬局面。

从政治理念上说,蒋一方面受三民主义和美国自由宪政体制的约束,在抗战胜利之后,蒋为牢拢美国,更是加速使中国向自由宪政民主的方向走,基本在中国尝试实践了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新闻自由化;

但另一方面,蒋介石又不舍传统的威权思想,强调以蒋介石为核心,在中国建立具有中国传统政治色彩,高度集权的新军事强人的统治,以推行兼具历史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社会发展。

在这方面,蒋更多地继承了儒家传统,他常说的是“礼义廉耻,四维八德”。于是呈现出一种非驴非马两不靠谱的形势。结果是,农民自然对他的西式民主不感兴趣,知识分子又对他的中式独裁愤恨有加。

国民党内部更是派系之争公开化、激烈化,敌对势力却可凭借宪政制度大力发展第五纵队。反之,中共虽然在国统媒体大力宣扬宪政自由,而他自己实施的却是一元化的、彻头彻尾的独裁制度,它很早就授于了毛的大事独裁的权力,这套制度动员资源的效率奇高,防范间谍本领奇强,几乎可以水泼不进。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蒋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都比毛高明,但战争年代却恰恰是劣势。从对传统治国理念的继承上来说,蒋更多地继承了儒家传统,他常说的是“礼义廉耻,四维八德”,而毛更多地继承了法家传统,他自承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从中国的历史看,两种政治势力争竞的时候总是法家战胜儒家,原因就在于法家可以为争胜牺牲一切,而儒家却是做不到的。

思想上的不统一,加之国民党军架子大,但是真正国民党能控制的嫡系不多,很多都是收编来了。造成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加上不重视政工建设,越到后面越是一盘散沙。

解放军不同,大多数都是自身一点点发展起来的,加上强调党指挥枪,强调政工工作在军队中的地位。所以即使到解放战争后期,百万大军指挥还是伸缩自如。反观国民党军队就不行,内部纷争从头到尾就没停过可能有人认为蒋在战略上不如毛,其实只要仔细去了解一下史实就会发现蒋的战略才能决不在毛之下。

蒋实质上比毛更早了解到了东北的重要性,他在外蒙的让步就是为换来对东北的控制,当东北形势逆转之后他早就提出要从关外撤军却被卫立煌和东北国大搅黄,当林彪从关外进军之时;

他早就建议傅作义退保江南,无奈傅就是不听;当淮海大决战之时他调动不了华中的白崇禧集团,更要命的是:最后杂牌军大多投共,血战到底的只能蒋的嫡系。

就经济而言,财政经济的总崩溃导是致南京政权的败亡的根本原因。日本刚宣布投降,国民党要员就借收复之机大捞一把.他们不顾法规,原则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给收复区工商业带来了新的一轮浩劫。

军统局实际负责人戴笠擅令“忠义救国军”进入上海围缴日军枪械,造成很大混乱,甚至蒋介石也不得不加以“严词斥责”!上海是重点接收区,也是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蒋介石派嫡系汤恩伯前去负责接收,汤与日伪方面合作融洽。

对此,侵华日军总司令十分满意。但汤的第三方面军却为争相接收一所日人俱乐部,与上海警备司令部互相开枪射击,死伤多人。俱乐部如此,各类工商企业就更不在话下了:政府各部门在接收中同样争先恐后,互不相让;

对于同一接收对象“一接再接,甚至三接四接”的现象到处发生。如华北“各地之产业物资先由地方机关接收,后经中央机关接收,至少经过两道手续,甚或先由私人接收,再经地方机关接收,或先由中央军事或其它机关接收,再经主管机关接收……

接收之次数愈多,物资走漏愈多,产生损失亦愈大”。官员们乘机作弊,千方百计将沦陷区资产化归私有。抢住房、抢汽车、抢物品、抢钱财的现象随处可见。如海军总司令部派至天津的接收大员刘乃沂上校,不到半年成为巨富。

“有大小别墅五六处,姨太太五六个,汽车数辆,金条数百,珍珠数百。成为当时接收中的一大丑闻”。又如列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序列的94军军长牟廷芳在天津私吞敌伪物资价值两千万元。

国民党上海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私吞房舍一千余栋,汽车八九百辆,黄金万余条,还有珠宝无数。上海市长钱大钧则私卖敌伪物资四十二亿元。胜利者的接收,就这样成为贪官污吏的“劫收”。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国民党一位负责接收的要员也不能不承认此点,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

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当时即有舆论称这种“光复”是“胜利的灾难”。如此浩劫,使得沦陷区工商业元气大伤,奄奄一息。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从此失去工商业对他们的支持,企业家和商人转而同情共产党。

而在接受美援方面,也因为官员的贪污而使美国对国民党政权渐渐失去信心,不愿帮助。美国总统杜鲁门对蒋中正始终没有好感,而且对美国的援助遭严重亏空以及美国国会和联邦调查局注意到孔宋两家不正常的敛财手法而十分不满。

美国作家默尔•米勒有一次采访杜鲁门总统,杜鲁门就气得大骂地说:“他们(国民党)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而且将这笔钱投资在巴西的圣保罗,以及就在这里,纽约的房地产。”

杜鲁门77岁高龄接受采访时,提起蒋,仍然怒火中烧:“我从来没有改变我对蒋他们那帮人的看法。他们个个都他妈的该进监狱!如果我活着看到他们锒铛入狱的那一天,我将很高兴。”后期的金圆券政策更是竭泽而渔,彻底失去了一个统治政权的合法性。

总而言之,国民党在在政治方面,未能整合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反而疏远了部分中间力量;在经济方面,未能控制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经济重建步履蹒跚;在社会方面,未能有效因应各种矛盾,致使学潮频起、社会动荡、民众不满;

在外交方面,对美对苏外交均无重大突破,国际支援不及其预期;在其党内,重重矛盾与派系纷争不断激化。此等颇具戏剧性之情势发展,反映出战后中国政治社会形势演变转换之急速,大大出乎国民党原先之预料,引起了国民党内部深重的危机感。

再加上军事上错着连连,为敌所乘,所有这些因素既推动国统区民众起而为生存斗争,也加剧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矛盾的激化和军事与政治的危机,导致南京政权败亡。

(责编: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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