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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毛主席究竟错在哪儿?主要是这两大错误

作者:匿名 时间:2019-08-07 14:27:11 人气:5 栏目:历史军事

编者按:

由《文史参考》杂志社主办的“文史大讲堂”系列活动第六期于2011年5月20日在北京大学开讲。中国著名学者、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金冲及在这次讲座中,回顾了“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跌宕起伏的历史发展画卷。

讲座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反映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曾有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于权力斗争。

金冲及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这个话是很说不通的,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的权力当时是不是受到什么威胁?谁能够跟他的声望与权力相比?不存在这个问题。

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个人的权力,那用不着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那样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站不住了。  

那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什么?他到底错在哪里?我们要吸取哪些教训?下面我们摘编讲座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小标题为编者加。  

本期文史大讲堂的现场视频及文字实录将在近期发布,敬请关注。(人民网文史频道 吴皓)  

毛泽东的心理因素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发生,邓小平跟法拉奇的谈话里说了那么几句话,他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  

为什么毛泽东那时候提出要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在他看来,头脑里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中央领导层中,对有的问题的看法也并不完全一致,大家都熟悉的包产到户,批判很突出的一条是“单干风”。当时有的同志提出的还不仅仅是包产到户,提了分田到户。大家知道包产到户所有制不改变,是管理制度的变化。分田到户,那就牵涉到所有制的问题。

当然提出来的同志也是好心,也是作为权宜的临时措施,但这对毛泽东来讲,这可了不得了。当时国民经济比较快地恢复,毛泽东就感到原来有些人对困难估计得太严重了。  

另外,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很多黑暗面。大家知道他很有名的一段批示,这些黑暗面要被作为一个阶级来打到。他批在什么地方呢?

是当时农业机械部的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他说,我这一次到洛阳拖拉机厂去蹲点,我知道了许多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事情,他说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干部在我们取得了政权以后,他就处在当权的地位,他就可以利用特权为所欲为,这样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的企业就可能会变成资本主义的企业。

薄一波在信上批,这是个问题,它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者是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就在这个上面批,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种状况不改变,“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本主义打倒。”当时“四清”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大量的报告。当时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还有一个就是彭德怀再次上书,他认为是“翻案风”。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讲,毛泽东曾经跟她说了那样一段话,“我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

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他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文革”开始那一年,他73岁,他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想在他的有生之年,要防止国家改变颜色,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跟阿尔巴尼亚一个代表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毛泽东和几个人讲,刚才讲的干部问题,现在干部那么多人,我们也不可能都认得,谁了解他,只有群众了解他,只有发动群众,充分来揭露,揭露来以后,在他看来,你是正确的,说一说也没有坏处,将来再重新出来。

不好的,这样就可以发现,把它去掉。他还说,杜勒斯要把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到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所以我们发动红卫兵,让他们年轻时候经过那么一场斗争,当时称为反修的斗争,他们长大了就能够知道中国如何避免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是这样的一套想法,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毛泽东犯了两个非常极其的错误

那个时候已经进行了“四清”了,搞过一些文化方面的批判了,为什么还要搞“文化大革命”呢?

毛泽东认为,这些办法只是枝枝节节,他说“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但是,毛泽东犯了两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第一个是他把问题的严重性,甚至问题的性质判断错误。  

他把这些问题认为都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尤其是他认为他不在了,今后国家会不会变颜色,大家都熟悉的“516通知”里面提到,“混进了党内、政府内、军内、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有朝一日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改变颜色。”

实际上,这种看法完全是混淆敌我、混淆是非,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四清”时就讲,看来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当时少奇同志还补了一句,我看三分之一挡不住。当时就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第二个是采取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它的黑暗面,但这个黑暗面怎么来消除,这要靠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逐步采取措施,限制消除黑暗的东西。毛泽东当时发动群众,一开始可以让“群众来一个放任自流”。

大家知道,没有正确的引导,中国6亿人口的国家,情况复杂,那可了不得。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我们的经历可以看到,往往因为在社会上,那时候是社会主义真正特权者人数很少。

无非是待遇高一点儿,有的还有一点特权,一个是领导干部,另一个是高级知识分子,你现在号召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下,以前凡是自己觉得不得志的,几乎都起来了。

从我所接触到的事情来看,平时所谓的恩恩怨怨,都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来一下恶性的大爆发。在中国,如果不加引导的放任自流,搞“大民主”,是非常可怕的。

而且野心家就可以在这个里面浑水摸鱼,制造很多事件。毛泽东的那个阶级斗争,想通过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等等,完全是错的,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些错误认识,集中地形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另外那个时候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也有许多年轻人是出于对他的崇拜而起来“造反”的。由于集体领导的破坏,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发展到个人专断,也使得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纠正错误,所以导致让悲剧的发展到达到一切、全面内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非常严重。

“潘多拉的盒子”,毛泽东关不上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档案保存得很完整。凡是他看过的文件,画过一道线的都保存着,而且附件都还在,人家的来信、报告,附件也在。那么多的档案看下来,我明白前面他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但有很多事情情况的发展,往往并不是他所预期的,甚至于有相反的。比如说时间搞多久。  

我在档案中看到的,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想到会延长到十年之久,但头儿一开,只能是按局势的发展一步步滑下去,他也控制不住了。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是搞到1966年底,到1966年8月,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

在这一年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再多一些时间。1967年1月全面夺权开始,他说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2、3、4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还要长。全面夺权以后,各地的武斗愈演愈烈。  

对于武斗,毛泽东很吃惊,他跟很多外宾讲,“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

局面失去控制以后,时间越拉越长,到1969年要开九大了,他觉得这是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转折了,所以讨论文件时说,“文革小组不要加上,是管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结束了,用常委。”

但九大不久,九届二中全会又发生了林彪事件。第二年毛泽东又开始病得很厉害。 大家知道,高文谦写了一本《晚年周恩来》,他在序言里面讲,周恩来死了以后,毛泽东就要在中南海要放鞭炮,很多人一看,毛泽东丧尽天良,怎么能干这件事儿。

问张玉凤,因为放鞭炮的是张玉凤。她说:大家看毛主席是伟大领袖,我们天天伺候着的只感到他是又老又病的病人,周总理是1976年1月8日去世的。

去世后,毛报过一次病危。在那时候的1月底,当时北京没有禁止放鞭炮,中南海是到处响起鞭炮声,毛看着人家都回去过年了,说就你们几个陪我这个病人,你们也拿两个鞭炮去放放。

高文谦说的仿佛也有根据,周恩来是1976年1月去世的,毛泽东是1月份说的让人在中南海放鞭炮。事情的性质都不一样。现在很多人搞这些花样,什么手段都有, “谎言说上一百遍就成了真理”。

我看,中国人可能习惯了,只要是排成铅字的,就感到是真的,假定有很多人讲,觉得至少是无风不起浪,不会是凭空来的。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中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回忆。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刊发了姚文元炮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同志撰写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姚文是江青一手策划的。毛泽东同志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予极大的重视。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海瑞罢官》刚上演不久,江青就认为有很大问题,并以她固有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海瑞罢官》。可是这四位部长没有把她当一回事,这自然是有其原因的:

其一,部长们未必认为《海瑞罢官》有什么大问题;其二,《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点名批判必须有中央决定,而不应由江青作出。因此,部长们没有把她当一回事乃是在情理之中。  

然而,江青并没有就此罢休,她继续为公开批判《海瑞罢官》制造舆论。对此,好心的周恩来耳有所闻,便将吴晗找来,告诉他有人说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吴晗说:没有。周恩来让吴晗写个报告说明一下。

这是1963年的事。那么,江青为什么这样和吴晗过不去呢?据吴晗的夫人袁震说,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去吃狗肉,江青在座,毛泽东在和吴晗交谈历史问题时,江青插话,吴晗当即指出江青说得不对,弄得江青很不高兴。

袁震说,吴晗因此得罪了江青。不过,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批不批吴晗更主要的当是毛泽东的态度,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说,她要批评吴晗的《海瑞罢官》,“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

不明说,就是说同意批吴晗,却不说出来。其实,批吴晗不是一件小事,总要有个目的,或则带来对北京市委的人事改变,或则带来个大的政治运动。这些在1962年时都还不成熟。所以他“就是不明说”。

而江青没有主席那样深思熟虑,批吴晗要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她未必能想到。她虽然不肯就此罢休,但当时她毕竟羽翼未丰,她还没有足够的权力。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1966年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的一次大会上,她透露过她在这段时间的心情,她说:“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有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

随后她指出当时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着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不管江青加给文艺界的罪名是否属实,但江青要出人头地,要有惊天之举,就必须由她来扫除这“一片恶浊的空气”。

江青心中显然明白: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赶下台,内心并不是太自在的,党心民心并不那么服气。因此,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抱不平,想替彭德怀翻案,最容易触及毛泽东的神经。

按照这个思路去批《海瑞罢官》,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本意,毛泽东也会同意江青这个思路的。所以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明确地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

可知组织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毛泽东允许的。后来,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

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这段话明显道出,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组织的,是纳入他的重大战略部署之中的。  

在上海组织批吴班子  

经过一段酝酿之后,1965年春,江青奉命来到上海,正因为如此,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才那样认真,亲自安排江青的食宿,并亲自协助江青组织了写作班子。

在柯庆施的帮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很秘密地组成了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的写作班子。由姚文元执笔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是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是张春桥扶植的文艺界的一条棍子,曾经写过许多批判文章,胡风、冯雪峰、丁玲、巴金、艾青等等中国知名作家都挨过他的棍子。

选择这样一个人来批《海瑞罢官》,以他惯于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惯于上纲上线的看家本领,江青当然是信得过的。然而,尽管他平时写过许多批判文章,那都是靠他的投机本性,靠他窥测方向,靠张春桥的指点写成的。

而今,却是江青亲自下达的任务,而且背后还有毛泽东在支持,文章的成败关系到姚文元一生的前程,这可能是他飞黄腾达的机遇,也可以招致临头大祸,这不能不使姚文元必须十分认真来对待这件事。

况且,他的对手是吴晗,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历史学家、地位显赫的北京市副市长。江青说姚文元“担了很大风险”,并不是言过之词。确实,如果姚文元写不出像样的文章来,如果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有变化,姚文元随时都可能招惹灾祸。此时的姚文元如果是个正派之士,自可以找到一种借口一推了之。  

然而,姚文元却将此事看成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机遇,诚惶诚恐地接受下来。姚文元自知功力不足,他没上过大学,只念到高中毕业,汉语功底不行,史料掌握更是谈不上。于是,在张春桥的支持下,他找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朱永嘉,请其来帮助他查阅史料,又经常回到家里求助于父亲姚蓬子的指点。 

从此,姚文元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他接受江青的任务后,向当时《解放日报》的领导打了个招呼,说是“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多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就顾不上了。”

于是,他在康平路隐匿了半年多,没有人知道他在写些什么。暗箭正在铸造,这把射向吴晗的暗箭,除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很少几个人之外,再也没有人知道这把揭开动乱年代的暗箭正在紧张的磨制之中。  

为了保密,江青禁止用长途电话交换意见,只能以讨论样板戏为借口,经常跑到上海来,表面上是看京剧《海港》、《智取威虎山》,暗地里是讨论姚文元的修改稿。

而张春桥则以汇报样板戏为名,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向江青报告炮制评《海瑞罢官》文章的进程和问题。而姚文元则仍然处于封闭和保密之中,有的说是九易其稿,反正炮制这篇文章姚文元并不轻松。江青后来曾多次谈到她奉命组织这篇文章是担风险的。

这虽然是为了炫耀其政治资本而故作姿态,但风险也确实是有的,尽管她的特殊地位,可以使一些意志薄弱、灵魂肮脏的人成为她的驯服工具,但这必须是在限度之内。像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并把矛头直指彭真和北京市委,以至直指被他们称为“刘邓司令部”的刘少奇、邓小平。

这么大的事,如果当时党中央是比较民主的,不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而是把这个思路和意图交由中央政治局讨论,一旦方案通不过,文章的炮制者,包括江青在内,当然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因而是有风险的。

江青即使吃了豹子胆,她也是不敢这样做的。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毛泽东以他至高无上的威望,他的思路和部署,是不会遭到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正面反对的。况且,毛泽东主席的部署,并没有交由政治局讨论。

所以,江青的风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其实,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部署,而批评《海瑞罢官》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信号,除毛泽东之外,谁也没有气魄和胆略。在“文化大革命”成为燎原之火后,江青一再讲她担了多少风险,目的是为了邀功。  

姚文出笼之后  

经过一段精心炮制之后,有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决定出笼,张春桥、姚文元为射出这支暗箭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  

清样排出来之后,张春桥亲自拟订了一个名单,多是上海学术界、理论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请他们来为这篇文章“提意见”,其实,是引蛇出动的第一个步骤。

张春桥亲自主持了会议,他说:“今天,请各位专家、教授光临,不胜荣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征求意见稿’。所谓‘征求意见稿’,也就是供征求意见之用,还很不成熟,请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出进一步修改。”

这些善良、正直的教授、专家们被张春桥的“谦虚”、“诚恳”的态度所动,就直言不讳对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尖锐地指出:“吴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个好人。

他解放前是一个勇敢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民主战士,解放后忠诚地跟着党走,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怎么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把学术问题硬跟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岂不是陷人于罪?”  

接着华东师大历史系李平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等也相继发表意见,指责姚文元胡乱把《海瑞罢官》剧中的平冤狱、退田说成是要替牛鬼蛇神平冤狱,是要人民公社退田。这种任意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恶劣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上的专家、教授的反对。 

然而,张春桥这个伪君子,却根本不是什么要听取专家、教授的意见,而是刺探一下教授、专家们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如果这些专家、教授对姚文元的文章感到意外、感到突然、不能接受,就是他们阴谋得逞。

通过对这篇文章的讨论,他们可以把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钓出来,引起更大的社会效应。难怪,张春桥对这次会非常满意,他高兴地对姚文元说,这次“火力侦察非常成功”。  

姚文元血口喷人,通篇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这种文章如果是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会嗤之以鼻的。因为正直的教授、正直的专家学者、正直的人民群众都会把这种无限上纲的无赖当成疯子。然而,在当时并不是通常情况,当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所以,当姚文元的文章出来之后,吴晗自然是会预感到大难临头的。  

在北京,吴晗还被蒙在鼓里。当天,或许已经有人告诉他《文汇报》刊登姚文元批评他的文章。所以,他拿到这一天的报纸时,只是粗粗地看了一遍,觉得此文过于牵强附会,所用史料大多是断章取义的,措词也蛮不讲理。

加上他印象中的姚文元是一根棍子,也就不想去和这种小人计较了。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策和一贯做法,要批评一个北京市副市长,并且上到这样高的纲必须由党中央作出决定,任凭姚文元有再大的胆,任凭《文汇报》有再大的胆,也是不敢自行这样做的。

联想到一年多前周恩来曾经告诉他,有人在议论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他自然很快会想到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他不得不又认真地看了一遍,特别是当他读了《文汇报》那段上纲上线的文字时,他十分气愤,这简直是栽赃陷害他。

那么,是谁让姚文元这样干呢?吴晗心中划了个问号,他不可能想到是毛泽东正在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一贯忠心耿耿,怎么会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呢?

他实在想不通。不过,吴晗个人想通想不通对于整个被某些人操纵的历史进程来说并不重要,毕竟是从这一天开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已经揭开了序幕。

(责编: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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