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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反击战,邓小平一句话吓得苏联不敢乱动

作者:匿名 时间:2019-08-05 19:00:05 人气:1 栏目:历史军事

 上世纪70年代中美开始接触,让苏联感觉到了“重大威胁”。苏联加速拉拢越南,促使越南迅速投向苏联,并在南北统一后,立即开始了反华的举动。对内加大迫害华侨华人,对外频频骚扰我国边境中国政府的尽力忍让进一步强化了越南的自信和野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于1979年初开始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邓小平和李光耀的会谈 

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他毫不含糊地抨击大霸(苏联)和小霸(越南),提醒东南亚提防“东方的古巴”,并警告越南不要在柬埔寨玩火。但越南还是有恃无恐地大举犯柬,并且轻易得手。

11月的一天下午,邓小平和李光耀在新加坡总统府的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他花了两个半小时谈到苏联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他说,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

邓小平全盘分析了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和中南半岛的行动策略。苏联在越南大大占了上风。有些人不明白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糟,中国又为什么必须采取行动切断对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争取过来,反而把它推向苏联。

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越南怎么会在丝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完全倾向苏联。用李光耀的话说,这是因为越南“多年来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就连胡志明也有过这种想法,中国向来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国视为实现中南半岛联邦的最大障碍。

中国的结论是,越南非但不会改变立场,而且会变本加厉地反中国,把大批越南华裔驱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停止对越南援助的。

接着邓小平说,真正紧迫的问题是,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应该怎么做?他又自问自答: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多远。他一再重复这一点。他说,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中南半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步棋。

晚宴上,李光耀追问邓小平,既然如今泰国首相克良萨将军已经表明会站在中国这边,并在曼谷热情地接待了他,以实际行动做出承诺,中国接下来会怎么做?邓小平再度喃喃地说,这就要看越南的行动有多严重了。

东南亚各国联合孤立“中国龙”?

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其联手孤立“北极熊”。事实上,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

几个星期前,就在10月间越南总理范文同到新加坡访问时,李光耀问范文同,越南会怎么面对海外华人的问题。范文同不客气地说,身为华人,应该清楚知道华人在任何时刻都会心向中国,就像越南人无论身在何处总会支持越南一样。范文同怎么想,李光耀后来撰文回忆说,他“倒不很在乎”,令人担心的却是范文同也对马来西亚领导人说出这一番话之后,可能引起的冲击。

李光耀还在文章中追述了另一事件:越南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曾经对四个亚洲国家常任代表说过,越南平等对待越南的华裔,这些华裔却“忘恩负义”。印尼的常任代表也口口声声说越南人对待国内的华裔过于仁慈善良,说越南应该向印尼看齐。

因此在此次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打算让邓小平彻底明白,新加坡面对的是邻近国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新加坡的亚洲邻国都希望新加坡能够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不为抵抗苏联,而是同中国对抗。

当时,邓小平的表情和身体语言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突然问李光耀:“你要我怎么做?”李光耀吃了一惊,他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他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他的看法。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用李光耀的说法就是,“他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李光耀于是也就直说:“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洲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华人来说反而更好。

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洲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听了李光耀的话,邓小平说他“需要时间考虑”。

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

邓小平强调,中国人心口如一,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

在柬埔寨问题上,邓小平向李光耀保证,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他一脸严肃地说,苏联最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负担。

1979年1月30日上午,访问美国的邓小平在同卡特的第三次会谈结束后,一起来到阳光灿烂的白宫玫瑰园,邓小平说:“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

西方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却没有重视邓小平的话,认为这不过是他“说说而已”。后来李光耀在香港粉岭总督府宾馆度假,一次在打高尔夫球时遇到一位曾经任职于英国《泰晤士报》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博纳维亚。博纳维亚就对李光耀表示,邓小平的警告不过是“空口唬人”,因为苏联海军已驶入南中国海。

李光耀则告诉博纳维亚,他刚在三个月前跟邓小平见过面,并且“邓小平绝对是个说话谨慎的人”。果然,几天后,也就是1979年2月17日,中越战争爆发了。XLW

1975年抗美援越战争结束后,越南获得了统一。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野心膨胀,喊出了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口号,号称“东南亚小霸王。”

在十多年的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援助的大米和苏联援助的武器,使越南有了充足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基础。所以越南开始蚕食中越边境,不断进行武装挑衅。在1978年底入侵中国南方盟友柬埔寨,这是赤裸裸的地区霸权主义,是对中国周边安全的严重威胁。

面对越南的霸权行为,我方抗议无数次,但是均无效。所以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为了凝聚人心,这一仗必须得打。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和战争过程中,邓小平在公开场合说了5句话,这让越南怂了38年。邓小平外交风格素以机智幽默、乐观诙谐著称,但是在幽默话语之下,是不容置疑的硬派作风,越南深有体会。

第1句:越南小朋友不听话,要打屁股了

这是邓小平在1979年1月29日访美的时候,在公开场合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既幽默又硬派。邓小平这句话说的非常具有艺术性,是一句向越南宣战的话。还表达我军用兵的意图是教训越南,用兵的尺度是打屁股,就是惩戒性的战争。这句话也表明了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决心。

第2句: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

邓小平访美回国时又途经日本访问,在谈论越南问题时候,邓小平再次强调:“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

第3句:目前正在考虑,为了惩罚侵略者,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

邓小平说:“对侵略者不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日本外务省人士对邓小平的言行非常吃惊,认为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罕见的使用了激烈的措词。

第4句: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然而越南对邓小平说的这两句话并不以为然,认为中国这是在吓唬人,并不敢真正动手。越南的野心非但不减,还日益膨胀,最主要的原因是越南认为,有苏联的强大支持,中国还是有些惧怕的。面对越南的野心,邓小平说:“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果不其然,中国在1979年2月17日,发起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第5句:越南必须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撤出军队

老挝领导人凯山·丰威汉访华,邓小平特别强调,越南必须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撤出军队。他请凯山将这些意见转告阮文灵。此外,邓小平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阮基石这个人爱搞小动作。邓小平请凯山将这句话转达给阮文灵,并说希望在他退休之前或退休后不久,柬埔寨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恢复正常。

1979年中越战争,邓小平说的这5句话,颇具硬气,具有中国鹰派的作风,越南怂了38年。

开国上将陈士渠算得上是华野中的一名悍将,他的军事才能也是众所周知的,当年在淮海战役后期围歼杜聿明的战役中,粟裕因过度疲劳病倒,陈士渠接替粟裕指挥了后面的一系列战役,并且获得全歼25万人的胜利。

说起陈士渠将军,他也是军中少有的“刺头”,行军打仗丝毫不示弱。当年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中,中原野战军在刘邓的指挥下顺利的将黄维兵团给围了,按理说军队一顿被围就难逃被歼的厄运,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但是中野包围黄维后始终“啃不动”,毕竟黄维兵团可是兵强马壮的,武器装备好,而中野则大不一样,由于挺进大别山时重武器基本都丢弃,此时可以说一穷二白,局面打不开。

作为兄弟部队联合,华野总部粟裕立刻意识到中野的困难,立即指派陈士渠率领三个纵队驰援,而且装备都是十分稀罕的,粟裕还命令军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亲自到中野司令部报告。刘邓听说后也十分的感激,陈士渠率领三个纵队抵达战场后,只能在外围观战,中野主攻大将分别是陈赓和王近山,都是一等一的虎将。

陈士渠只能向刘邓要求,要想让华野上去,必须让所有主攻部队下来让位置,陈赓和王近山自然不答应,但是最后在邓小平刘伯承的劝说下,还是给陈士渠让出了主攻位置,这让中野失去极大的面子。

陈士渠上去后,果然不愧粟裕的器重,很快打出了效果,全歼黄维兵团。结束后,邓小平等人邀请陈士渠打牌助兴,商量好输了钻桌子,陈士渠和邓小平不相上下,陈输了钻桌子,邓输了却有人帮他钻,这让陈士渠十分不高兴。突然站起来指着邓的鼻子大声说:“好你个矮子,我这么大的个子都钻了两次,你敢不钻?”邓小平十分无奈的钻了,也就因此两人关系有了隔阂。

建国后,陈士渠因为他儿子的关系,受到不小的冲击,当时在中央领导人中说话管用的也就属林彪,林彪站出来一句:“狠狠地批评、狠狠地信任、狠狠地使用”才让他脱离险境。其实陈士渠在抗战中也是林彪的兵,当时林彪任职八路军115师师长,陈士渠则是115师参谋长一职,是林彪的副手,林彪对陈的能力也是十分欣赏的。

其实在文革中毛主席也对这位嫡系将领有过明确的指示,他在在一次谈话中公开和陈士渠说:“陈士榘同志,假如说党内有山头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山头哩,都是井冈山的么!”

陈士渠后来在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后,他立马就退了下来,担任一些闲职。到了1988年,邓小平主持授予红星功勋荣誉章时,陈士榘是拒出席的一个。由此可见两人的关系一般。

陈士渠一生共有六个子女,其中三个最后都移民加拿大生活,子女中也没有一人再走上父亲的道路,算是自食其力吧!

丁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勇将、战将、闯将、悍将。丁盛17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无 数次的战斗洗礼,战功累累,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丁盛任班长、连指导员,红28军组织科科长、二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丁盛任八 路军120师358旅政治部助理员、科长,挺进军七团政治委员,晋察冀教导二旅一团政治委员,热辽纵队27旅旅长。

1938年10月,丁盛率领八路军教导二旅一团作为主力团,参加黄土岭对日军围歼战。这一战,杨成武部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歼敌1400余名。

丁盛尽管不是打死阿部规秀的人,但是,他指挥的部队作战勇猛,立有大功。杨成武的评价是:“他为胜利做出了贡献。”一年后,丁盛率部参加百团大战,攻得下,更守得住,被日本人骂为“守路钉”。

由于打日本鬼子,战功赫赫,1945年4月,丁盛当选为党代表,去延安出席了党的七大——这是他第一参加党的全国会议。

在解放战争中,丁盛最大的战功,就是在衡阳腰斩钢七军。1949年10月3日,白崇禧 在衡宝线 上布置了五个军的兵力想和林彪决战。林彪也命令所有主力部队原地待命,待时与国军决战。

但是,10月5日。 丁盛的135师竟没按命令行事:孤军深入到了敌后。这样一来,不仅打乱了林彪的部署更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 白崇禧慌乱中调集所有部队来打135师。连林彪都对135师的命运绝望了,但是,丁盛和他那英勇的部队竟顽强 地挺住了,更将敌人打败了!

林彪迅速改变了命令:全线进军,并且对进攻部队下达了指示:各兵团及各军军 部只能收听林彪给135师的命令而不能直接给135师下达命令。1949年10月6日午夜,国民党军队全线溃退。1949 年10月7日,衡宝战役结束,桂系四个主力师被全歼。

此战,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完整的军事集团宣告灭亡 ,被刘伯承元帅称为“腰斩七军”。135师,这只落入虎口的羊被誉为了冲如羊群的猛虎。五十年后的今天,该 部的全部战车上还是画着虎头的标志。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1953年6月,他又率领54军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他只赶上了战争的尾巴,但战功并不输于别人。第54军这只虎狼之师参加了著名的金城战役,之后驻防在朝鲜,先后作战254次,歼敌7000余人。直到1958年,他才率领54军,作为最后一支离开朝鲜的部队回国。

丁盛 和他的士兵们回到国内,军部驻重庆,隶属于成都军区,为该军区辖区内四川、西藏唯一一个成建制的野战军 。

他第三次打外敌,是1962年指挥对印反击战。

这一次中印战争,被印度人称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丁盛的对手是印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王牌。起初,印度人很狂妄,高喊打败中国!谁知丁盛指挥一个师出击,竟然一举击败印军一个军——王牌第四军。这支在二战中击败“沙漠之狐”隆美尔的荣誉部队,被丁盛一战打得威风扫地,狼狈不堪。

直到今日,在印度的军校里。模拟假想敌的番号仍然是“54”。战后,奉命主动撤至1959年11 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公里处。

12月下旬,“丁指”返抵重庆,所属部队亦于翌年1月初返抵原驻地 。其后,丁盛奉命在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瓦弄地区自卫反击战情况报告,又率员分赴四川各地作巡回报告两 千余场次,再率员到沈阳、南京、广州、兰州等军区汇报,一时间,丁盛及54军声名大振。

由于战功赫赫,丁盛从军长升任军区副司令员,再到广州军区司令员——1969年,在党的九大当选的中央委员中,名列第一名。

但是,丁盛却卷入了一场政治旋涡——“上了林彪的贼船”。

丁盛在文ge中虽和林彪关系亲密,但与其死党不同,丁盛对林彪并不效死忠。70年毛泽东南巡倒林,召见丁盛等人谈话两次,权衡利弊,丁盛立即表示一颗红心,这相当于切断了林彪南逃的退路。及时与林彪划清了界线,在九一三事件中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对党中央的忠诚。

在林彪机毁人亡后,中央军委派人去广州调查,毛泽东却保下了丁盛,说:“丁盛有战功,在关键时刻还是经受了考验。”结果,广东省委书记受到追查,丁盛却依旧担任军区司令员。

1973年12月,毛泽东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专门还问候了丁盛。但是,丁盛终究是犯有错误。1977年3月南京军区举行党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积极投靠‘四人帮’的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进行了面对面的揭发批判”,随后,任命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聂凤智为司令员。

《大事记》又称:“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政干会字第119号命令,丁盛退出现役,由地方安置。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纪委(1982)军纪复字第105号批复: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同意开除丁盛的党籍在接受审查后,他由一个统率千军的将军落马成为一介平民。

丁盛的一生功不可否,过不可讳,他的功过已由他自己的历史作了评说。丁盛退出政坛后和妻子儿女们生活在一起,每天自由自在地逛街购物,居家过日。谁又能料到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就是当年风云一时的丁盛司令员……丁盛晚年,据说经四野出身的总政主任于永波同意,由广州军区收回,按师级干部安置,惟政治待遇没有任何变化(生活待遇倒还算有所改善)。然而,人民没有忘记他。

1999年9月25日,丁盛在广州走完了他八十六个春秋的人生旅程。虽然官方诸多留难,即使在去世后的称谓上,也处处设限——不能称“同志”,不能提及前任职务,甚至,不能称“红军战士”……,但还是有数百位老战友闻风而至,在听到消息后,不约而同地参加了“丁盛老人”的告别仪式。

汪东兴,出生于1916年,江西省弋阳县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顾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并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对领导人的起居、出行等负责,因此又被称为中南海大内总管、毛主席的管家,是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

毛泽东生前十分信任汪东兴,将他调到自己身边工作长达30年,汪东兴终生敬佩毛泽东,在毛身边兢兢业业工作,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汪东兴担任过很多职务,但从未改变的是负责毛主席的安保工作。1949年,毛主席在出访苏联时,也是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并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8341部队。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林彪几次拉拢汪东兴、江青几次打击汪东兴都没有最后得逞,毛泽东的话是很说明了一些他和汪东兴的关系的。

1970年庐山会议时,江青要知道毛泽东的行踪,需要通过邬吉成向汪东兴打听。因为汪直接领导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一般没有交代,别人都不过问。毛泽东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人身安全,托付给了汪东兴。

在“文革” 开始后,汪东兴的地位和权力不断上升,到毛主席病危时,他的权力达到了高峰。在当时不论是谁,要毛主席,都要经过他这一关,连江青也不例外。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夺权活动。汪东兴意识到,不解决“四人帮”,就会给党和国家留下极大祸患。经过多次与叶剑英元帅等人的碰头商量,一起制定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

汪东兴同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一道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革”这场历时十年的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1977年,汪东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位列中央权力核心第五位。

“文革”后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的提法,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一直抱消极态度。最为典型的是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这些事情都加深了他与许多老同志之间的矛盾。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汪东兴受到多名老同志的点名批评,并被免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等职,实际等于被削去了实权。

1980年,汪东兴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的职务。当时的汪东兴虽然年岁已高,但每年的毛主席诞辰纪念日,他都会毛主席的遗容,寄托对这位历史伟人的崇敬之情。2015年8月,汪东兴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汪东兴的晚年生活是怎么过的,他的妻子儿女是谁,又有怎样的人生履历呢?

汪东兴是江西省弋阳县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顾委委员。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红军,历经长征与抗日战争,从1947年开始一直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并长期掌管8341部队。

196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并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对领导人的起居、出行等负责,因此又被称为中南海大内总管,是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文革后期,他协助叶剑英等人抓捕“四人帮”成员,1978年因故渐退出政坛。

汪东兴的妻子姚湘娥曾担任过江西省公安厅警卫处副处长等职,后来也调入北京,曾任中央警卫团副政委、警卫处副处长兼警卫值班室主任等职。

汪东兴共有7个子女,多数都曾在部队服役。长子汪春平,曾在北海舰队服役,后转业到北京电报大楼工作。

长女汪延群,则担任汪东兴的秘书。汪东兴与姚湘娥还有一对双胞胎女儿,汪大燕和汪小燕。汪小燕丈夫康永年,现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管理局副局长,武警大校军衔。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84450部队机关干事、后勤部干事、科长、组织处副处长、武警北京总队机关管理局行政处处长、局长助理、副局长、代理局长、局长兼政委。武警总部机关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

汪东兴的另一个儿子汪振凯,历任北京市红星农场管理部伙食科科长、管理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郊训练基地第一警卫组副组长,组长。装甲兵学院营务管理部副部长、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行政部部长、训练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少将军衔。他们是中共历史上唯一的父子两代都担任过中央警卫局局长的人。

谈到晚年生活,汪老说,他很清闲,早晨看书写字,中午吃饭休息,晚上也看书。汪老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他习惯写隶书。就是一般的谈话记录,他也不要秘书整理,而是自己用毛笔记录下来,字写的很是工整大方。

在晚年生活中,汪老有的时候也有不愉快的事情,就是有的文人不尊重历史,写出的文章在涉及到他的时候,不与他打招呼也不采访,就编出来了,出入很大……

谈起家庭生活,记者询问汪老夫人的近况。因为在汪老的作品中,记者看到过他夫人的照片,那是一位娴静大方的中国女性。他告诉记者,他的夫人已经去世了。如今在他家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树,那棵树是汪老和他的夫人亲自种的。夫人去世后,汪老每天早晨或者傍晚,都在树的周围走30圈,他说是锻炼身体,而其中也许包含了汪老对妻子的怀念。

坐在桌旁的汪东兴,心想,你们敢赶我吗?赶,我也不走!你江青的那两下子,我早就看透了,我才不怕你哪!

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一致坚持原来的意见,要毛远新回辽宁工作,毛主席的档案书籍,由中央办公厅封存。会上,华国锋也明确表态:

“我同意毛远新回辽宁工作去。”

华国锋的话刚刚落音,江青就泼妇骂街似的吵闹起来:“怎么?毛主席的尸骨未寒,你们就要把毛远新赶走?办不到!我还没死哩!何况毛主席的文件、手稿,还要毛远新整理,怎么能让他走?”

坐在一边的张春桥,一口咬定地说:

“毛远新不能走。批邓以来的情况,他最清楚,需要他留在北京,为中央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

“四人帮”摊牌了。他们在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准备随时召开三中全会,用合法的形式篡夺党的领导权。这件事又一次提醒了华国锋。

华国锋清楚记得,江青在一次会上曾说过,待毛主席丧事一办完,毛远新就回东北。他手指江青,严肃地说:

“你过去不是同意要毛远新回东北吗?你这样出尔反尔,不好!”

江青一时难以回答,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正当她弄得脸面下不来时,张春桥又来打圆场了。

“这件事暂时说到这里吧。”他侧过身,对江青说:“我是记得,你在什么会上说过,你是同意过他回辽宁工作的。”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三个决定:

一、毛远新要回辽宁工作。

二、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应该交给政治局专门研究讨论。

三、关于党中央的领导,应由政治局讨论安排。

“四人帮”的阴谋失败了。

江青气急败坏地看了看手表,已经清晨一点了。打着哈欠,傲慢地说:

“时间不早了,大家都走吧,华国锋留下,我们个别谈谈。”

华国锋听了很生气。他想,江青,你不是会议主持人,你有什么权力,指挥这个走,那个不走呢?江青的狂妄,又一次激怒了华国锋。华国锋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对大家说:

“叶帅、先念同志年纪大了,回去休息,其余的人继续开会。”

这时,江青更加大闹起来,气势汹汹地说:“不行,没有事的都走!”

坐在桌旁的汪东兴,一听江青说要大家都走,心里马上警觉起来。心想,如果只剩下“四人帮”的四个人和华国锋,“四人帮”不是正可以围攻华国锋,逼迫他交出党政大权吗?“四人帮”都可以参加,难道我就不可以参加了吗?我偏坐在那里不走,陪着华国锋同志,看看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你们敢赶我吗?赶,我也不走!你江青的那两下子,我早就看透了,我才不怕你哪!

这样,政治局会上,形成了4比2的战局。

会上,江青再次提出,要把毛主席的手稿、文件,交给毛远新。

华国锋不同意,说:“那怎么行!毛主席的文件、手稿都要汪东兴、张玉凤管,要封起来!”

叶剑英、李先念虽然离开会场,但是并没有回家去,两位老人在会议室隔壁的休息室,等候了一会。听到会场上吵嘴的声音,叶剑英、李先念又回到了会议室里。叶剑英和解地说:

“时间不早了,大家没意见就散会吧!”

华国锋顺水推舟:“好!散会!”

散会以后,江青一回到家里,刚走进门就对毛远新说:

“我今天为你回辽宁的事跟华国锋吵了一架。”她怒气冲冲地埋怨毛远新:“你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的眼睛里还有没有我?”

一般革命先烈、国家干部,死后都会进八宝山公墓,但是像四人帮这样的,肯定是不可能进八宝山公墓,那么他们会安葬在哪里?

姚文元是比较幸运的,他在1981年经过审判之后,判处了20年的有期徒刑,刑期从1976年算起,到了1996年10月的时候,他就刑满释放了。

他和妻子金英很恩爱,他在出狱后就为妻子修建了坟墓,之后他主要在家中写回忆录,直到2005年12月23日,因为糖尿病去世,享年74岁。

姚文元死后和妻子合葬在一起,墓地在上海青浦区福寿园,为了不给子女带来麻烦,他虽然是和妻子合葬,但是墓碑上没有姚文元的名字,从外表看只是一个人的墓碑。

也有人说姚文元是留下了一块“无字碑”。

张春桥也是在1981年进行宣判的,他被判了18年,在1998年1月的时候,被保外就医,在狱中的时候,1973年时张春桥已经和妻子离婚了。

但是没有对外界公布,张春桥在出狱后,仍和妻子在一起生活,直到2005年4月21日,因癌症去世,据说他去世后被安葬的老家山东巨野县。

江青是四人帮的主要人物,她是在1991年5月14日去世的,她去世后是唯一的女儿李讷,到狱中为她签署的死亡通知书。

据江青的秘书所说,江青生前嘱咐死后要葬回老家山东诸城,但是女儿李讷不同意,因为李讷不能去山东诸城为母亲守墓,又担心墓被人破坏。

后来经过上级批准,允许江青葬在北京,最后李讷选择把江青葬在北京福田公墓,这里背靠燕山山脉,引来的有永定河河水,算是一块风水宝地。

江青的墓碑是李讷和丈夫还有外孙合立的,墓碑的名称是江青的本名“李云鹤”,立碑人只有“女儿、女婿、外孙”几个字,没有具体的名字,据说是为了不引人注意!

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他比江青晚去世一年,是在1992年8月5日,因肝病去世在狱中的。

他在被捕之前,还一直想要和妻子崔根娣离婚,但是入狱之后就没有离婚,而崔根娣也一直帮忙,照顾王洪文的老家父母。

王洪文去世后,他的骨灰一直被妻子崔根娣保留在家中,为的是能够日夜的陪着他。

值得一提的是,王洪文有个女儿,是一位成功的商人,美国人曾邀请他的女儿去美国定居,但是被拒绝了,他的女儿只说了四个字,我爱祖国。

江青马上反驳:“我是反革命?可笑!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才是反革命!他们要起诉我,我倒要起诉他们呢!他们在1976年10月6日,突然袭击,把我逮捕,把我扔进地下室,扔在地上六七个小时没人管我,这是非法绑架……”

江青被捕之后,关押在北京远郊的秦城监狱。

江青的地位特殊,所以在秦城监狱里的待遇也特殊。

江青关押在秦城监狱内一幢单独的两层小楼里。这幢楼只关押江青一人。江青住在底层的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屋里有卫生间,也有书桌、椅子、床。她可以看书,也可以看报。房门上设有观察洞,狱警通过观察洞监视着江青的一举一动。

从1978年2月起,汪东兴组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武警干部大队,从十三个省抽调了近三百名干部。这个干部大队专门负责秦城监狱要犯的看管。

干部大队分成三个中队:

一个中队看管“刘少奇线上”和“文革线上”的人。所谓“刘少奇线上”的人,是由于当时刘少奇冤案尚未平反,有关刘少奇案的重要人物便被称之为“刘少奇线上”的人。所谓“文革线上”的人,是指戚本禹、王力这些人。另一个中队看管“林彪线上”的人,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一个中队则看管“‘四人帮’线上”的人,如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此外,还成立了“女子分队”,江青便属于这个分队看管。

江青在狱中住了一段时间,渐渐习惯。她焦躁的情绪慢慢安定下来,不再骂骂咧咧,不再咒骂“修正主义”。她喜欢看书。她的注意力渐渐被书所吸引。

在批判“四人帮”的高潮过去之后,江青在外界也渐渐被人们所淡忘。但是,到了1980年下半年,她在狱中的安静生活被打破了,她又一次成为万众关注的焦点。

1980年11月20日下午,北京正义路一号人头济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这里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主犯共十六名,即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内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死,出庭受审的是十名主犯,人称“十恶不赦”。

下午三时整,庭长江华宣布开庭。

三时十五分,江华宣布“传被告人江青到庭”。

已经四年多没有公开露面的江青,在两名女法警的押送下,走出法庭的候审室,站到了被告席上。

江青是梳洗打扮了一番才出庭的。她的目光是傲慢的。据云,在出庭前,她为自己下了三条“决心”:

一、永远保持英雄形象,保持革命者应有的志气;

二、绝不向修正主义者低头;

三、坚持真理,不认罪、不怕死。

据副庭长伍修全回忆:在开庭之前,“我们还到关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监狱,在不被他们知道的情况下,一一观察了这些即将受审的主犯。记得我那次看到江青时,她正坐在床铺上,用手不住地摩平自己裤子上的褶纹,看来她一方面是感到很无聊,一方面还是有点穷讲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头,衣服尽量穿得整齐些,时刻不失她的‘戏子’本色。”(注: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显出从未有过的“谦虚”,居然给两位律师鞠了一躬

据云,江青在关押期间,每日闻鸡起舞,锻炼身体,为的是上法庭“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说:“造反有理,坐牢;革命无罪,受刑;杀头坐牢,无上光荣。”

开庭之前,江青收到起诉书的副本,便提出:“我身体越来越坏了,不知还能不能支撑到宣判?如果身体不行,能不能缺席判决?”

不言而喻,江青在试探能不能躲过公开审判这一关。

当她的要求被明确地否定之后,她又提出:“在戏曲里,审讯皇太后的时候,皇太后是坐在那里的。我在法庭上能不能也坐在那里?”

江青在囹圄之中,还要摆“皇太后”的架子呢!

她得到的答复是:“在法庭上,叫你站,你就得站。允许你坐的时候,你可以坐。”

最后,江青又提出要请个“顾问”。

江青说:“我身体不好,易忘,易激动;有时候感情一激动会说不出话来。因此想请个顾问,在法庭上好有人替我说话。我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同顾问商量。”

她得到的答复是:“无法替你请‘顾问’,但是你可以请律师。作为辩护律师,对于委托辩护的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只要与案子有关,都会作出答复,这也可以说是起了‘顾问’的作用。”于是,江青要求请律师。

请谁当她的律师呢?

江青自己提出了三个人:

第一个是史良。江青说,史良是大律师,又是女的,比较合适。

江青得到这样的答复:“史良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为你辩护。”

第二个是刘大坚。

江青说,过去毛主席接见他时,她见过他。

其实,江青把他的名字记错了,他叫刘大杰,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这时,刘大杰已经去世,无法担任江青的辩护律师。

第三个是周建人。

周建人,鲁迅之弟。江青在提出周建人之后,马上又自己加以否定:“哦,周建人年纪也大了,恐怕不行。”

江青无法自己指定律师,就要求特别法庭为她请律师。

特别法庭经过研究,决定为江青请两位律师:一位是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特别法庭辩护组组长张思之,另一位是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刑法专家朱华荣。

1980年11月13日,两位律师在司法部律师公证司司长王汝琪的陪同下,前往秦城监狱。到了秦城监狱,那里的贾政委向律师介绍了江青的近况,然后安排他们会见江青。

会见室就在秦城监狱江青所住的那幢小楼底层,在关押江青的房间的隔壁。

两位律师在会见室坐定后,政委从隔壁把江青带了进来。

江青穿了黑色棉大衣,戴了顶帽子。她见了两位律师,显出从未有过的“谦虚”,居然给两位律师鞠了一躬。

然而,江青一开口,就露出了她的“本色”:“两位律师的简介,我都看了。两位都是很有名的律师,这很好。不过,我知道你们很可能是邓小平、叶剑英派来的。虽说这样,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党内斗争嘛……”

张思之律师听到这里,不客气地打断了江青的话:“现在不是‘党内斗争’的问题,你是作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被起诉!”

江青马上反驳:“我是反革命?可笑!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才是反革命!他们要起诉我,我倒要起诉他们呢!他们在1976年10月6日,突然袭击,把我逮捕,把我扔进地下室,扔在地上六七个小时没人管我,这是非法绑架……”

这么一来,变成律师与江青进行“法庭辩论”了。

朱华荣律师一看,这样下去,双方会僵持,就转移了话题,问江青有什么不清楚的法律问题,需要他们帮助解答。

于是,江青向他们提出一连串问题:什么叫公诉?公诉她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朱华荣律师一一作了答复。

江青听罢,说道:“按照宪法、国法、党纪,我都没有罪!我请你们,是要你们替我跟邓小平、叶剑英辩,不是让你们代表他们跟我辩。你们要好好学习《五·一六通知》,好好学习《十六条》,好好学习《九大政治报告》……”

张思之律师明确向她指出:“律师要看什么文件,律师自会安排。现在的问题是,你要不要请律师?”

江青说要考虑一下。这样,她结束了与两位律师的谈话。

过了一会儿,江青告诉监管人员:“那个姓张的律师,我不要;我先要那个姓朱的律师吧。”后来,法庭加派了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傅志仁律师,和朱华荣律师一起,担任江青的辩护律师。

你们不敢做我的代言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师!

1980年11月22日,朱华荣律师和傅志仁律师去秦城监狱与江青谈话。

这一回,江青见了两位律师,没有鞠躬,却亲自给两位律师沏了茶,表示敬意。

江青拿出起诉书,上面写满她的批语。江青说:“起诉书完全否定了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江青指着那些批语说:“你们要根据我的意见,批驳起诉书,为我进行辩护,作为我的代言人。”

朱律师向江青指出:“律师只能按照事实和法律维护被告人的合法利益,但是不能做代言人。”

她恼怒了:“你们也是那边的人!你们不敢做我的代言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师!”

这样,江青拒聘了律师。

(责编:杜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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