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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匈生物战揭秘:战神霍去病感染病毒早夭

作者:匿名 时间:2020-03-21 17:00:26 人气:3 栏目:历史军事

汉匈生物战揭秘:战神霍去病感染病毒早夭

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生物武器进行的战争,起源于汉武帝后期的汉匈之战,是匈奴人所最早使用。由于缺乏有效抗疫手段,自武帝后期开始,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疫呈10—20年的周期反复发作,频频不已,绵延不断。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变化。

在武帝时代汉匈战争之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征和四年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中说:几年前匈奴将战马捆缚前腿送放到长城之下,对汉军说:“秦人(按此即西语china即“秦人”之称的起源),你们要马,我送你们战马。”(上述资料参看何新《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而所捆缚的这些战马,是被胡巫施过法术的马匹。所谓法术,当时称为“诅”或“蛊”。实际就是染上草原所特有、汉地所没有的病毒的带疫马匹。汉人将此马引入关后,遂致人染病。

埋牛羊如何能阻挡汉军攻势呢?原来这些羊牛也是被胡巫“诅”过的,汉军触及或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就会大染疾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显然,这些牛羊是被胡巫作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这是人类历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代生化武器。匈奴将马匹和牛羊尸体染致患病者的排泄或分泌物(即“诅”、“蛊”)后,将动物或动物尸体施放给汉军。汉军染病后,其排泄物又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即引发了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

这种生化战的后果,《史记》、《汉书》未作详述。但《通鉴》记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疫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汉武帝时代的名将霍去病,十七岁就领兵打仗,首战便攻克了当时强大的匈奴骑兵。

曾先后6次出兵塞外,获得大捷,打通了河西走廊。由于他的勇猛和用兵如神,将匈奴大军打的一败涂地,以致匈奴人听到“霍去病”的名字便已经“吓破胆”。公元前119年,22岁的霍去病率军深入漠北,寻找匈奴主力决战,以期毕其功于一役。北进两千多里后与匈奴左贤王不期而遇,这一战,不仅斩杀七万,更是俘虏匈奴屯头王等在内的八十多人。

而后追击到了狼居胥山,在此举行了祭天封礼,霍去病也达到了人生的顶峰,这一年他仅仅21岁。这一刻,霍去病扬我汉家天威,更是洗清了“和亲”多年来万千汉家男儿的屈辱。从此“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而“封狼居胥”也成了后世武将所追寻的最高殊荣。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百战百胜的战神却是如同彗星一闪而逝,他远征匈奴归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

使他早夭致死的病因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谜。正史上曾记载霍去病是病死的,但在司马迁记录的史记上却没有霍去病生病的记录。而在霍去病死了以后,司马迁也只是简简单单的用一个“卒”字记录了霍去病的死亡,而大部分的篇幅却都是在记录汉武帝为霍去病举行的盛大的葬礼。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疑点。但是《汉书》本传记:

“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他的部队不带粮草,完全依靠掠食匈奴牛羊,则在胡巫施术后,部属必多染疾疫。这位名将一向体魄壮健,剽勇过人。远征归来后,突患暴病而夭折,现在看,则很可能也与匈奴的“生物战”有关。

汉武帝后期,国中数起大疫。当时人认为,疫病来自匈奴的胡巫及其诅咒──胡巫之诅(巫诅),因此引起武帝对胡巫的警惕。天汉二年秋,下诏“止禁胡巫祠道中者,大搜(捕)。”武帝多次派出专使钦差“直旨绣衣使者”纠察胡巫。这也是引发后来“巫蛊之祸”的来源。这场变乱最终导致武帝心爱的儿子、储君卫太子刘据之死难。

西汉后期,由王莽改制及赤眉、绿林起义引爆的社会动乱,原因除当时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外,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关系。总体来说,当社会的上升期,大疫不致影响社会安定。但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至东汉后期,疫情再度频繁发作。

特别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国中屡发“大疫”。延熹五年瘟疫对军事的影响已见前述。延熹七年襄楷上疏警告皇帝称:当前“天象异,地吐妖,人疾疫,”可能会引发社会变乱。这一预言不到二十年就应验了。桓帝死后,灵帝时代大疫又于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暴发流行。其中尤以灵帝光和五年春(公元182)的大疫最为猛烈。次年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趁民间大疫流行,“以妖术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为人疗病,民众神信之。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其徒党诡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事焚烧官府,劫掠州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

由黄巾起义,中经三国分裂,直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重新统一中国为止,战乱分裂绵延持续八十余年。而在这期间,瘟疫仍然反复发作不已。

东汉末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悲沉地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经年以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意谓“我的家族人多,二百余口人,自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

战乱与疾疫,导致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锐减(由西汉全盛时期的5000万锐减去四分之三)。导致这一时代中国人口锐减的更重要原因不是战争,而是饥荒和瘟疫。

疫疾的流行引起东汉末民间道教与王室贵族中佛教的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最初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

三国赤壁之战曹操失利的重要原因是,军中大疫,曹操自己放火烧船退却。三国时割据的建安正始时代,疾疫仍多次流行,不仅平民,当时的名士贵族,多夭折短寿。例如所谓建安七子、正始七贤(即竹林七贤),以及一时名士王弼、何晏诸辈,多数死于盛年(四十岁左右)。以善养生著名的阮籍,也仅活了五十余岁。贵族精英如此,平民之命夭可知。当时人多数死于瘟疫。

由此引致中国哲学及文化主题,由两汉时代本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讨论,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的问题讨论,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魏晋时期哲学中流行崇尚虚无与放达的存在主义,文学充满中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建安正始永嘉三代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此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也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由于汉末的动乱,连年的战争及瘟疫残害了无数人的生命,生存问题遂成为尖锐的问题,贵族、士人为躲避疾疫,延长生命,多亲自入山采集药石。针对“伤寒”的流行,当时士人流行服用一种能致人发热的“寒食散”。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主要原料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黄。(余嘉锡对此有详考。)用这些原料炼出来的药物,服用之后,据说能散寒气,补不足,祛病延年。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寒食散发候篇》云:“近世尚书何晏,耽好声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

何晏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自何晏用后,在士人中逐渐流行。“寒食散之方虽起于汉代,而用之者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导也。”书法家王羲之得友人推荐,服后说:“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全晋文)服药后生幻觉,称“散心”,生幻力,狂走发散,称“散步”。这些语言创自当时之服散者,一直流传到今天。

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指出长服五石散者,因药性的作用,会影响人的性格,使人变得暴躁、狂傲。服药使人的容颜会有所改观,服药还使人的行为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鲁迅有一篇名作曾论及药酒及魏晋文化风气之关系,他注意到当时贵族士人多服药任酒,形骸放浪,形成特有的魏晋风度。

匈奴本身虽是汉代这场生物战的最初发动者,但其本族后来也成为严重的受害者。史载自武帝征和年代后,匈奴部亦屡遭大疫,导致人口锐减。在汉军的打击下,势力急剧衰落。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在公元三世纪后,这种瘟疫爆发于中亚。5世纪间流行到罗马,10世纪前后传布到几乎整个欧洲。其间反复发作,对中古欧洲历史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世纪晚期著名的文学作品《十日谈》,就与当时在意大利流行的“黑死病”即出血热或者鼠疫有关。但此已超出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

(责编:贾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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